万象 | 从“被凝视”到“在场”：女性正在音频平台重建话语规则

音频平台的女性播客展现出网络互动与数字空间中新型的女性联结，即“数字女性共同体”。这是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女性群体，她们通过共享信息、交流思想和合作行动来实现共同权益，借此找到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获取愉悦感与主体性。

原文 ：《游牧式“数字女性共同体”日渐形成》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佟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马丹

图片 |网络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5年1月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男女比例为51.1:48.9，女性网民达到5.66亿人。数字平台的多样性发展正在构筑着新型的女性文化。女性们利用平台分享自己的经验，形成了“第一性”的女性言说主体。2025年三八妇女节，自媒体平台出现了一批女性活动，如在“小宇宙”App出现了“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更多女性友好的小事”的经验分享。这些经验分享的主体是各类女性行动者，但以年轻的Z代女性为主，标志着新型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化生产的新形式，也标志着游牧式“数字女性共同体”的日渐形成。

叙事构筑的“数字女性共同体”特征

喜马拉雅联合益普索、日谈公园发布的《2024年播客行业报告》显示，在所有播客类节目中，受访播客听众当中女性占比2/3。女性听众占比高并不是全球普遍情况，对比美国同期数据，播客听众中男性占比近6成。作为音频社交平台，其女性文化现象必然与女性发声有关。李小江在《女性乌托邦》中指出，做妇女口述史就是“以妇女为主体”、展现“女性的声音”和“女性的解释”，信息通信技术、平台经济与数字时代为21世纪20年代的新一代女性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那么，以女性为主体的音频社交活动有怎样的女性叙事？其主体是如何呈现的？这种叙事构筑的“数字女性共同体”具有哪些特征？

首先，“女性是第一性”的叙述宣言是一种新的女性群体性的文化叙事。截至2025年4月14日，音频平台上“《好东西》导演邵艺辉：想象一个‘女性是第一性’的新世界”的单集播客播放量达到63.8万人次。许多人都阅读过或听说过波伏娃的《第二性》，即女性是“次等”的存在；她讨论了女性被建构为“他者”地位的种种心理、文化与经济因素。在今日的数字平台上，中国女性对命运的叙事已然明确地提出“女性是第一性”的概念，并赢得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其次，播客这一全新媒介展现了关于女性在场的新型分享形式。2025年“小宇宙”“不把天聊Si”的三八妇女节企划“她，始终在场上”系列节目，主要内容就是分享女性“在场”的故事。事实上，在诸多的公共场合女性一直在场，只是她们常常被视而不见，而这一谈话节目就是告诉大家“女性始终在场”。例如，单集播客“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更多女性友好的小事”中，有位嘉宾分享了“女人为什么更容易陷入‘自证’的状态”。所谓女性“自证”就是女性自我主动地被“他者化”的过程。女主播说，“要想不自证，我们只能创造新的叙事和规则”，用女性的经验说出我们的经验，即女性作为第一性的主体。还有一组对话中，“我”字不断被加重强调。

A：“我想说每次我们遇到男人骂女司机时，我就想说那个数据，好像事故率男性是女性的多少倍，但我忘记了具体数据就不敢说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除了不自证的，让自己舒服地反驳？”

B：“我会说‘噢，男司机嘛！’（笑）。我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你在一个被污名化的东西里面，就类似于三八妇女节被污名化一样，我们都是在不断地把妇女节抢回来，去说妇女是一个好词，然后证明其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想继续陷入这个（循环），比如在女司机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能找个男司机来讲，我想到《好东西》电影里面，她说快车都很臭，除非是女司机的车，我觉得就是她不在你原本的逻辑里面去证明我很好，而是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来论证女司机很好。就是用一个新的叙述重新构建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印象，不是在对方的偏见上去反击他，而是去创造新的规则，创造一种新的想象。我发现我在创作中一直是这样，我微博上在吵什么问题时很少会下场说，我会直接写出一篇文章讲讲我的态度，而不是去反击，我只是直接讲出自己对事情的看法，那样别人会直接基于我对这件事情看法，受到我的想法的影响。”

还有一位女性分享说：“我在第一份工作中感觉自己很弱，男老板说，你们女生真不行，以后再不招聘女生了，因此非常担心，害怕因为自己表现不够好而影响了以后女生的就业。”对谈者首先就是解构这种说法：“如果是一个男生工作没做好，老板会说我以后再也不要男生了吗？这就是性别歧视呀。”女主播说：“可能女性生下来就背负了很多污名，然后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去证明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也很害怕我的‘弱’导致这种污名化更严重了……”

另一位女主播（编辑部组长）说：“面对对我的批评，我现在会在心里说，‘你谁呀？’去想他有没有资格衡量我行或者不行，不是由无脑人盲目地说你不行就不行了。我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判断对面那个人有没有资格衡量我，会对自己的位置有非常清楚的认知，至于任何人说什么行或者不行都不足以让我觉得不行。女生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让自己觉得行。”

女性作为“第一性”就是清醒地创造着以“我，一位女性”的主体言说和“我，始终在场”的公共空间。面对“他者化”的各种PUA，特别是有关那些“你们女生不行，以后我再不招女生的”说法，不用再自证“我行”，而是说“你谁呀？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

挑战：是否会强化二元对立性别标签

音频平台的女性播客展现出网络互动与数字空间中新型的女性联结，即“数字女性共同体”。这是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女性群体，在陌生的女性之间，通过共享信息、交流思想和合作行动来实现共同权益，借此找到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获取愉悦感与主体性。与传统共同体不同，它具有“游牧式”特点。与经常使用的“数字游民”不同，数字游民是指一种依托数字经济而脱离了公司制的就业及劳动组织方式。而这里讲的“游牧式”是指女性自由进出“数字平台”，以一种流动的方式进入某个话题，并可能同时在多个话题上对话，即共同话题的生成是过程性和流动性的，人们可以处处在场，形成了具有社交属性和共同体互动的“声音景观”。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女性共同体的发展与现状依然充满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在于，算法推送是否会强化二元对立的性别标签？经验分享产生的共识是否也在增加对另类群体的排斥？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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