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俗世奇人》的故事（五）：先画后写的“俗世奇人”

先画后写的“俗世奇人”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本复一本，一群更一群。民间奇士涌，我笔何以禁？张王李赵刘，众生非蚁民。定睛从中看，人人一尊神。”

这是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的卷首歌。

在谈到小说的写作初衷时，他这样写道——

“晚清光绪年间，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居，性格迥然相区别，然而，燕赵之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盐，风俗习惯强悍。近一百多年来，列举所有中华大灾大难，没有一个不首当其冲，于是产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赫上层，又在市井民间。作者听得很多，长记在心，所以，随想随记，描绘了解放以前出现的社会风土人情；每人一篇，各不相关，最后写成一书，名为《俗世奇人》”。

其实，这本书的写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 1994年，《收获》杂志在“市井人物”名下刊出了这个系列中的《苏七块》《酒婆》等七篇；2000年，冯骥才又完成了《刷子李》《泥人张》等11篇，当年的“市井人物”也随之变脸为“俗世奇人”，作家出版社即以此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到2015年，作者再续这个系列，一气又完成了《狗不理》《燕子李三》等18篇并亲自绘制插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俗世奇人》（足本）；2019年，作者竟一气又写出《弹弓杨》《大关丁》等18篇，仍是自己绘制配图。至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推出了《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共收这个系列作品总计54篇，插图58幅。

一般小说家，都是用文字描述作品中的人物的——从外形外貌到精神气质，然后由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于是才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冯骥才则不同。他首先是一位画家，擅长绘画的形象思维；即便是他的文字，亦是追求“画面感”，力求使读者一眼便“看到”他笔下的人物，一下便“进入”他笔下的环境氛围中。而先将脑海中的人物“速写”在纸上，规定好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再构思小说，铺排情节，让人物形象在文学描写中一步步完善、鲜活起来，这样的创作方式，在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前面说到，在繁忙的文化保护工作中，他常常是在茶余饭后、行旅途中，貌似闭目养神，实则是在过“小说瘾”。现在，他脑海中不时冒出的，是一个个清末民初老天津的“俗世奇人”，他的外貌特征，举止言谈，吃喝穿戴，一一呈现眼前，有时甚至会挑皮地朝他挤眉弄眼……于是，他随手拿起画笔，将这个可能稍纵即逝的人物用线条勾勒出来。之后，还要在人物旁边加上几句小注。渐渐地，这成了他的一种“另类”的创作方式，一种令他沉溺其中，写着写着，便忘乎所以、掷笔大笑，仿佛走火入魔一般。

是他使这些人物“活”了起来。可是一旦他们变得血肉丰满，有声有色，又死死纠缠住他，时刻不得安宁。他想暂时摆脱一下，于是随手拍两下桌子，仿佛这样便能压制涌动的心情；一手又推开窗子，似乎这样便可将缠绕心头的思绪像轻烟一样放走。当他做不到时，便摇摇头，自嘲般苦笑一声：“由他去吧！”

“你在说谁？”妻子的声音闯进他梦幻般的想象世界里。

“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人物。”

“你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你的小说里。”

“没错，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老天津卫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画出来，心里就不得安宁。”

他画笔下的“俗世奇人”，采用的是漫画风格。这固然与他小说的幽默诙谐的文风相互匹配：同时，也与他历来的一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漫画是我家庭生活的内容之一。我经常把家庭中的笑料当做漫画的素材，画的对象多是我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画出来逗大家一笑。也画自己。画自己时多是自嘲。由于常画，便熟能生巧，寥寥数笔之间，人物活灵活现。但这些漫画，基本是自娱自乐的，从来没有发表过”。

他用漫画为自己的文章做插图，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恰在这时，他出访欧美归来，写了七十篇关于中西文化观念比较的随笔，并在每篇文章里配发了一幅漫画，取名“海外趣谈”，发表在今晚副刊上，也曾风靡一时。这组随笔，文字诙谐幽默，插图生动传神，两者相得益彰，令人忍俊不禁。为自己的文章画插图，还因受到欧美和苏俄作家的影响。他的青少年时代，曾遍览群书，尤其是苏俄和西方作家的作品。他看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手稿上，经常画着各种模样的小人儿；而雨果的素描、马雅可夫斯基的漫画，无不令人惊叹这些作家、诗人的美术功底。会画画的人，总要情不自禁地把心中的形象外化出来，做为对自己文学作品的补充和升华。

正因如此，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硬皮的大笔记本，每遇身边新奇有趣好玩好笑的人和事，便当场速记下来，其中就包括近年来，他为自己的小说《俗世奇人》所画的人物绣像。这些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显得有些粗糙潦草的铅笔画，其实是作者灵感触发时的即兴创作，也可以说是他小说的“视觉草稿”。例如他的“天津皇会考纪”，连续几大页，密密麻麻画满皇会会头、教练、陀头、渔夫、丑锣、俊鼓等十类角色的头像和头饰，还用文字记载了皇会出会日期、朝拜仪式、巡游路线、会规等等 ，无不是经过严格考证后确定下来的。又如，他从《神鞭》中“搬”来一个“阴角色”，连画带写，规定了此人为“鼠耳、灰白脸、没胡子、眼神朝下”，活现出人物的阴险狡诈。此外，他画笔下的“泥人张”“狗不理”“酒婆”“刷子李””白四爷“”苏七块“等，亦是神采飞扬，各臻其妙。

令人奇怪的是，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个个有鼻子有眼儿，有情感有个性，连故事的发生地都有据可查。他家里放着一幅《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图上清楚标注着他书中人物的生活空间——谁是老城的，谁是租界的，谁是码头的，莫非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吗？听到这样的问题，他神秘一笑答道：“你知道，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七十多年，对天津的风土人情、市井文化、奇闻轶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了如指掌。加上我从事过多种职业，见多识广，交友众多，正是这些丰富厚重的生活积累，不断牵动着我的文学神经。可以这样说，《俗世奇人》中人物，一部分就是源自坊间议论、民间传说，通过我的再创作而成为文学形象的。我在这些人物身上，融入了天津百姓的荣辱好恶——他们豪爽、热情、义气、强梁、争强好胜又幽默风趣。这是天津人的集体性格，也是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对挖掘这种文化十分着迷，希望通过这些形象，把天津地方的文化精神保留下来！”

有评论家对《俗世奇人》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小说中既有作家想要肯定的人物，比如刷子李、泥人张、张大力、狗不理等，他们具有时代的工匠精神，是每个行当里的能耐人，他们对手艺的讲究，对事业的执着，对生活的认真是值得当代人学习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作家讽刺批判的对象，比如“死鸟”贺道台、酒里掺水的酒店老板、靠卖嘴皮子的杨巴等，在他们身上读者看到了良知和道德的欠缺。作家用看似轻松的笔调，写出了对民族前途的忧思。 作者以境写人，即以社会背景写人，包括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生活风尚、生活环境等，所写文字真实地刻画了天津卫在晚清光绪年间所特有的社会风貌，是当时经过长期社会选择而形成的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受窘的规则加以佐证的作品。”

《俗世奇人》火了，它不仅荣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种版本的《俗世奇人》——从首版到“增订版”，从普及本到“手绘珍藏本”，总发行量突破一千万册，在出版业并不景气的今天，堪称一个奇迹。不仅如此，《泥人张》《刷子李》《好嘴杨巴》等篇目还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在图书出版之外，《俗世奇人》还被改编为有声读物、动画片等形式，社会普及率极高。

在很多人看来，他又回归文学了。他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或许可以理解为他重归文学的“宣言”——

“文学与我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它仍然是我的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事业。我对文学和文字始终是敬畏的，它不能亵渎，不能戏弄。它是一种苦苦的追求与探索，也是没有尽头的创造和再创造。文学既是孤独的，又不是孤独的。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因此，我会与文学、与读者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