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李世民篡改李唐建国的史实了吗？

本文转自“中华书局1912”公众号，改编自仇鹿鸣《隐没与改篡——〈旧唐书〉唐开国纪事表微》，该文原载《唐研究》第2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方登上帝位。因此，他生前便非常关注国史中对其事功形象的记述，曾以“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为由向史臣索阅实录。在太宗的促迫下，贞观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

尽管太宗表面上强调实录不妨秉笔直书，毋需曲笔隐讳，毫无疑问，贞观十七年所上高祖、太宗实录已是史官自我审查后的产物，因此，太宗披览之后，对实录的叙事大致满意。

尽管《太宗实录》最终完成于永徽元年（650）闰五月，太尉长孙无忌修《贞观实录》毕，但这二十卷实录，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仅是贞观十七年进呈本的续编。可以相信关涉唐开国史的纪事，在太宗生前便已定型。至显庆元年（656）七月，太尉长孙无忌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于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将编年体实录改撰为纪传体国史，之后虽有删削订补，大体仍沿袭旧文。这构成了后世认知唐开国史的基本史料。

客观而言，太宗确实是这场“历史叙事”争夺的胜利者，相当成功地将其父李渊塑造成一个性格懦弱、胸无大志的人物，而将自己描绘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唯一溢出这一史料系统的是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成书在武德中，较为公允地记载了高祖及隐太子建成在唐开国中的作用，早为学者注意，司马光《资治通鉴》多有引用，后世学者亦据此为高祖辩诬。

关于李唐开国的纪事，我们可以比对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献，即出于温大雅之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册府元龟》中节录的唐实录、因袭国史旧文而成的《旧唐书》。

比较这三个文本，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旧唐书》本纪基本据实录删略而成，而《创业注》虽属另一史料系统，但实录、旧纪叙事的顺序、重点以及文字都与之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贞观中纂修《高祖实录》时，曾将《创业注》作为重要的取材对象。

实录与旧纪对《创业注》纪事的删减，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创业注》中连篇累牍的诏命、劝进文字节略减省，其次则对李渊起兵时与突厥联络的细节颇有讳饰，如隐去了致书称“启”、改旗帜以示突厥等事。

由于《创业注》对李渊从太原起兵至入关受禅这三百五十七天的经历已有详细记载，较之于删减，实录与旧纪增益改写的部分更值得注意，或较为直接地反映了太宗所欲塑造的形象。增润部分的首要目的无疑是凸显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太原起兵之后，唐军一度困于贾胡堡，因霖雨积旬，馈运不给，旬月不得进，军中遂有回师太原之议，《创业注》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实录与《高祖纪》不但将《创业注》中建成与世民共同谏争高祖一事归功于太宗个人，《册府》卷一九节引《太宗实录》还为他增加了一段“哭戏”：

高祖不纳，促令发引。帝遽将复谏，会暝，高祖已寝，帝不得入。夜渐久，遂于外号泣，声闻于内。有命引入，问其故，对曰：“今者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兵散于前，敌乘其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并执于堡外矣。所领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犹应不远，今请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败在汝，知复何言。任汝也。”

这一出深夜追军，以及后文“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的戏剧性桥段，并不见于《创业注》，乃是纂修实录时添补的，可靠性令人生疑。

除了抬高太宗地位外，实录增补事迹亦处处贬低太子建成的能力与事功，除了如上文引及“所领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犹应不远”这类隐晦的比较外，《册府》卷七霍邑之战中亦增加了一段突兀的描写，“老生之军背城而阵，高祖以中军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却”，仰赖“太宗自南原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遂横断其军，出阵后，表里齐噪，响若摧山”，方得反败为胜。

而据《创业注》记载，此役高祖“仍命小缩，伪若避之”，命部队佯退，诱使宋老生远离城下布阵，然后“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断其归路，最终斩杀宋老生，攻取霍邑。《创业注》对战事经过的描写与实录有异，也没有“建成坠马”的桥段。

并不是说“建成坠马”的情节就一定是虚构的，《通鉴》卷一八四《考异》比较《创业注》与《高祖实录》两书围攻河东的记载，指出温大雅所述有虚美成分，历史记载的关键有时并不在于“事实”之有无，而在于如何来裁剪与表述已存在的“事实”，《创业注》中“仍命小缩，伪若避之”与实录“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却”记叙的或是同一件事，也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件的不同侧面，但通过对细节的检选与呈现，表达的意义与效果迥然不同。

在高祖、太宗实录中刻意增润种种称扬太宗、贬低建成等人的细节，构建了一种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现在，依然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我们对唐建国史的认知。

《大唐创业起居注》、实录、本纪同为编年体的史料，比较三种文本的增删及叙事的“变形”，区别史料的不同层次，并不难分辨出哪些记载稍近于历史事实，哪些则是太宗朝纂修实录时的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