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文革之五十二——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与“工宣队”贫管会

1968年，教育战线在经历了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后，开始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但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因为观点分歧和权力之争等产生矛盾，发展成派性斗争，不仅教学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且逐渐演变成武斗事件。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总部”（四派）。蒯大富领导的“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论”等，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线主导，“文革”是批干部运动；而以沈如槐、孙怒涛等为首的“四派”，则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等，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是红线主导，“文革”应让干部发挥中坚作用。“四派”不是保守派，更不是保皇派，只是他们的观点比团派相对温和一点。两派围绕文革策略、对干部的态度和对文革前历史评价等问题，激烈论战，矛盾不断累积。

在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两派分歧更加严重。各自支持不同的干部，互不相让，还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都试图在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团派”急于将“四派”与“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挂钩，意图通过制造事端，使中央直接过问清华问题，但没有奏效。3月27日，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并战胜了北大内的另一派，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让“团派”受到启发，意图效仿北大经验，通过武斗压垮“四派”（“四派”力量相对弱小），让中央支持自己。

1968年4月，“四派”绑架了站在“团派”一边的原清华干部陶森，准备召开批陶大会。这下给了“团派”动手的理由。1968年4月23日，团派主动出击，武斗开始。清华两派，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校内重要场所，进行抢占与争夺。双方不仅构建武斗工事、修筑路障，还打砸对方办公场所，破坏广播设施，查抄教职员工住所等，教学、科研等工作完全停滞，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师生逃离学校。武斗中，双方动用了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等各类武器，还将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用汽车改装成土装甲车，甚至还成立了试制武器的专门机构。 截止7月27日，清华大学的武斗长达百日，是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伤亡最多的武斗。此次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

面对清华大学愈演愈烈的武斗形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动用军警武力弹压，而是结合中央“七三布告”（中央“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的发布，努力做说服劝戒工作，但未见成效。于是，依照中央指示精神，动员了北京市61个单位的3万多工人（外界传闻有10万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为有军人参加，最初称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执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宣讲“七三布告”精神、稳定学校秩序的任务。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在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

中午时分，工宣队强行进入清华校内，下属的８个团按照预定计划，到达各自的任务方位，以分片包干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以人数优势（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600人；工宣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予以扣留，对据点内的人员发起喊话“攻势”。同时，拆除外围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毫无准备的团派十分恐慌，对工宣队采取了激烈的抵抗。他们依托据点，使用长矛、弹弓、石块和手榴弹等武器，与工宣队血战。12个小时里，致工宣队５人牺牲；731人受伤（工人691人，军代表40人），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还扣押、殴打工宣队员（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制造了震惊京华的“七·二七事件”。不久，在市革委会和工宣队内外高压下，“团派”在蒯大富的组织下逐渐撤离了清华大学，“四派”则直接向工宣队缴械，工宣队最终控制了清华局势。

“七·二七事件”令毛主席和中央高层十分震惊。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毛主席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听取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和工宣队代表的情况汇报，决定立刻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7月28日凌晨３时30分，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到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林彪、周恩来、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北京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见。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加以“问罪”或“惩治”，只是明确告知，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会后，由“五大领袖”整理并署名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正式公布、传达全国。

其实，发生武斗的何止清华大学，何止北京各高校？全国各地高校都有程度不同的武斗现象，更不用说各个省市、地区了（广西、陕西、河南等地武斗最为严重）。为了控制各高校武斗的蔓延和升级，尽快稳定学校秩序，为下步开展“斗、批、改”活动打下基础，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截至８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到各教育、科研、文化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毛主席派“工宣队”进驻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仅有制止武斗、稳定秩序，约束红卫兵极端行为的现实作用，更有让“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长远考虑。毛主席认为，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他在1966年发出“五·七指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领域需要革命，“旧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旧管理模式必须改变。派“工宣队”进驻学校，通过与“军宣队”、革命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握住教育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对这一指示精神的落实。后来，让“工农兵大学生”来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是这一精神的延伸。

对于农村学校，毛主席则希望有“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来管理。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转发了一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好》的报道，推广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的经验。随后，全国农村中小学陆续效仿，形成“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运动。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主要做法是，农村大队（行政村）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成员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协会会员）、大队干部等组成，直接领导学校工作。学校的人事安排、教学计划、招生分配等重大事务，需经贫管会讨论决定。教学上，强调“开门办学”，将“阶级斗争”“生产劳动”作为主要内容，文化课则被削弱。教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要批判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在本村上小学时，经常见到一个农民老头呆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老贫协”。他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只记得他曾给我们作过一次忆苦思甜。

工人或农民管理学校，领导方式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参与批判教师等），业务上不懂装懂，瞎指挥，轻易改变教育模式（政治课为主，专业课简化；大搞“开门办学”，广招“工农兵学员”等），导致教育秩序混乱，专业教育体系被破坏，教学质量下降，人才培养断层，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国家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文革“左”倾错误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本质是通过政治力量干预教育，背离了教育规律，否定了教育的专业性、系统性、规范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的相关请示报告，要求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军宣队全部撤出学校。农村贫管会也自动解散。从此，正常的教育管理体制得以恢复，教育逐步回归专业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