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南开封,有个叫韩伯俞的人,很孝顺。韩伯俞到了七十岁,对母亲依旧言听计从,从不忤逆。有时,还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扮作幼儿模样,逗母亲开心。韩母对子管教严苛,稍不顺意,就拿了板子,狠狠地责打韩伯俞。一次,韩母觉得儿子做错了事,随手抄起手杖打韩伯俞。被打的韩伯俞,突然失声痛哭,泪流不止,好不伤心,这倒让韩母吃了一惊,不知所措。韩母问道:“儿子,我从前也用手杖打你,你未曾哭过,怎么这次哭得这么伤心,莫不是我打了你的要害,把你打伤了?”韩伯俞听闻,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跪地回道:“母亲,您以前用手杖打我,我都觉得很痛。今天您打我,我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我是为母亲您年老体衰,而感到伤心呀!”
这个故事出自曹植的《灵芝篇》,原文是“伯俞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疼,唏嘘泣沾巾。”
看到这个故事,突然很感动,并不由地想到自己的母亲。
那次得知母亲暂住城里,恰巧我也在城里开会,于是,中途去看望母亲。那是一套只有五十来平的两室一厅的居所,母亲正坐在客厅的一个小马扎上看电视。
跟母亲寒暄的同时,我在这小居室里走走看看。
一张小方桌横斜地摆放在客厅里,方桌上凌乱地堆放着几个红色塑料袋,塑料袋里是她从老家拿来的蔬菜:豇豆、四季豆、茄子,还有几根黄瓜。厨房里,铁锅还在灶台上放着,锅里有些浅底面糊,台面上是一个还没洗净的碗。碗内面糊的残留因干燥而变得粘稠,牢牢地黏附在碗沿。浴室镜已经模糊不堪,洗手池内布满黄色的斑点,坐便器的水箱,沾满了灰尘,其上一个绿色纸盒的口子被撕得大开,一整张面巾纸暴露在外,无精打采地沿着盒子的边缘向下垂落着。门板已变得油腻而漆黑,一条条厚重的污渍爬满了门框。
我在厨房找了条洗碗布,涂上些洗洁精,搓洗了几遍后,便开始收拾了:碗洗净了,把厨房台面残渣抠去,把柜台上汤汁的残留抹去。阳台换了条干抹布,刷洗后,将门板、门框、电视机甚至机顶盒一一擦拭了一番。撕扯下几张面巾纸,把卫生间的镜面、洗手池和马桶都抹了一遍。
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妈一直捂着肚子,很平静地看电视。偶尔会很赞许地说道:“如果,你弟有你这么勤快,老婆早就找到了,怎么会到现在还打光棍呢。”
我听了不禁有些心酸。倒不是我弟娶不上老婆打光棍的缘故,而是看到母亲见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
要是换在以前,我母亲早就一把将我手里的抹布夺了去,把我推搡在一边,让我待着休息,自己干起来了。
我出生时,母亲是很开心的。因为她觉得生了个男孩,以后有人给她分担重活了。可随着我渐渐长大,母亲最初的期盼却发生了变化。她只希望我能把书读好,不要像她一般,一辈子只能挖“泥鼻头”。她总怕我伤着,累着,家里所有的活,几乎都是她一人承担的。饭是她烧的,衣是她洗的,地是她挖的,草是她锄的,水是她抽的,橘子是她剪的,担是她挑的,虫是她治的,柴是她砍的,甚至屋顶的瓦漏了,也是她跟着师傅一同上去翻的。我的母亲呀,一向对我是娇生惯养的呀。我成绩并不好,母亲却还再三鼓励我,靠着繁重的体力活攒下的一点钱,自己省吃俭用,供我读书。
我结婚生子后,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倒不是冷漠无情,实在是,我每回家一次,母亲就要大动干戈地收拾一回。楼上楼下的拖洗,一日三顿的准备,繁杂的劳作,每次都使身体羸弱的母亲累得瘫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而我上去帮忙时,总会被母亲推到一边,她总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你把两个孩子带好就行了。”
这次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母亲竟然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并没有上前劝阻的话语,更没有上去帮忙的意思。
唉!母亲的身体多么虚弱呀!虚弱得连搞卫生的力气也没有了呀!她当时的情况,可能虚弱得坐着跟我说话都很费劲吧。也许是怕我担心,才故意装着一脸惬意地看着电视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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