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铃古道 世界回响

田卫卫

莫高窟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新华社发

莫高窟侧影。 田卫卫摄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新华社发

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130窟甬道临摹壁画。 新华社发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在河西走廊的尽头，黄沙掩不住千年文明的光华。“敦煌”这个铭刻着中华文明壮丽史诗的名字，早已超越了地理空间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敦煌植根于中国，但其思想价值却辐射全球。

丝路枢纽：

文明的碰撞

敦煌的崛起与西汉王朝经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宏图伟略密不可分。敦煌扼守东西交通咽喉，所谓“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是古代活跃的文明交流枢纽之一。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群在敦煌汇聚，多元文化在敦煌碰撞、融合，催生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有着绵延上千年的营造史，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世界艺术交流史”。其艺术风格清晰地呈现出时代变迁与多元影响：北魏健硕雄浑，深受健陀罗艺术影响；隋唐雍容华贵，在吸收西域元素的同时将中原绘画的线描技艺推向巅峰；西夏和元代朴拙厚重，融入了藏传佛教的艺术特色。著名的敦煌“飞天”的原型可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香音神乾闼婆和天乐神紧那罗，在敦煌画师的笔下凭借飘逸的丝带和灵动的姿态化为充满中原意趣的凌空飞仙。还有第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正是跨文化叙事的典范。

而且，敦煌壁画所用到的青金石等颜料多来自阿富汗等地，是古代国际贸易网络的实物见证之一。可以说，敦煌艺术生动展现了文明互鉴的力量。

藏经洞开：

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带人清理莫高窟第16窟甬道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数万件公元4至11世纪的珍贵文献与艺术品重见天日。这一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震撼性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其丰富性、多元性和系统性。

藏经洞文献堪称一部“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内容包罗万象：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典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官方文书、户籍、契约；医方、历法、星图、算书；乃至童蒙识字课本、书信、习字稿等。尤为珍贵的是，其文字载体极为多元：以汉文为主，兼有古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突厥文等。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藏经洞文献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性学术价值和意义。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完整雕版印刷书籍，标志着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记载了唐代沙州(今敦煌)的行政区划、山川水系、驿站烽燧、学校寺庙等情况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是研究唐代边疆地理、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重要史料，是古代边疆社会治理具象化的历史微观留影；还有大量双语或多语对照等多语种文献并存的语言学宝库，以及道教经典、摩尼教赞美诗、景教文献等，共同构成了藏经洞文献的百川入海。

藏经洞文物因历史原因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同时因其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也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它的研究对象涵盖敦煌石窟艺术、藏经洞文献等广阔领域，从诞生伊始便具有鲜明的国际性。

守护与共建：

敦煌学的世界篇章

虽然敦煌文书散落世界，敦煌学者遍及东西，但敦煌在中国，守护敦煌文化遗产、引领敦煌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必然在中国。

20世纪40年代起，以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校的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敦煌学人，怀抱赤子之心，毅然放弃优渥环境奔赴荒凉大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常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其精神感召了无数后继者。段文杰先生穷尽数十年心血，以精湛的技艺临摹了大量壁画，不仅保存了因自然侵蚀而模糊或消失的艺术信息，更让敦煌艺术走出洞窟，为世人所知。樊锦诗先生扎根敦煌六十载，主持“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推动创建“数字敦煌”资源库，促进敦煌文物保护事业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化，实现了石窟艺术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和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管理模式”，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科学保护与利用贡献了“中国方案”。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保护敦煌，就是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也揭示了敦煌学超越国界的属性。

如今，敦煌学已发展成为一个由中国学者主导、全球学者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国际性学术领域。一方面，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国内相关机构汇聚顶尖研究力量，在石窟考古分期、文献整理校录、历史社会研究、艺术史论、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取得系统性、引领性成果；另一方面，国际合作项目多方展开。比如中日英法等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致力于相关文物的数字化、修复与研究，使流散文献得以在数字空间“重聚”，促进了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再比如，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等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在壁画与彩塑材料分析、病害机理研究、数字化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代敦煌学已深度融入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文献学、科技史、民族学、传播学、数字人文等多个学科前沿。跨学科研究正不断拓展敦煌学的广度和深度。

敦煌学发展历程本身，就是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文化交流理念的实践。它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知识追求，携手合作的图景。敦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核，早已跨越时空，成为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条文明纽带将继续连接古今、沟通中外，发挥历史价值，彰显世界意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