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独立时，只有一个部反对独立，坚持留在中国

1911年深秋，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摇摇欲坠。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传至塞外，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总领事的密室里露出笑意。

11月30日，在沙俄哥萨克骑兵的枪口护卫下，这位活佛宣布成立 “大蒙古国” ，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押解出境，漠北高原霎时换了旗帜。

消息传来，举世震惊，外蒙古竟然和沙俄搅和到了一起，看这“如胶似漆”的样子，那肯定是早就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但外蒙古王公贵族们可不管这些议论纷纷，有本事清政府派兵来打我们啊，一个自顾不暇的政府，讲话的谁理你。

就在他们弹冠相庆之时，遥远的西部却传来不一样的声音——科布多地区的杜尔伯特部大汗拍案而起：“我科布多军民，誓死不从逆贼！”

杜尔伯特部为何如此 “特立独行”？在整个外蒙古都倒向独立的大环境下，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抗争？

沙俄的百年野心，外蒙古的独立迷梦

要了解杜尔伯特部的故事，得先从外蒙古为何要独立说起。

清朝末年，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不断，西方列强纷纷盯上了中国这块 “肥肉”，沙俄更是对中国北方的领土垂涎三尺，其对蒙古这片一望无际之草原的觊觎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

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赤裸裸宣称：“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

这番话语如同预言，在半个世纪后的辛亥革命中应验，但这时清廷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本就埋下隐患。

朝廷将蒙古分为三部分：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蒙古，其中外蒙古享有较大自治权。

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虽让大部分外蒙古居民不再“起义”，维护了短期稳定，却为日后分裂埋下伏笔，其较大的自治权给了沙俄可乘之机，沙俄通过各种手段，在外蒙古培植亲俄势力，鼓吹 “独立” 思想。

1911年，外蒙古的一些王公贵族在沙俄的蛊惑下，决定趁机脱离清朝。

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登基为帝，一群蒙古贵族们拥簇着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宣布成立 “大蒙古国”，年号“共戴”。

但此时，外蒙古其余地区的王公贵族们都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共戴皇帝”的诏书发了过来，这些人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动改换国籍了。

哲布尊丹巴

并且在“大蒙古国”的建制中，一共就只设有内务、外务、兵部等五部门的政府机构，官位少的可怜，谁想当官谁就来拥护“共戴皇帝”，先到先得、封完即止。

这种抽象的行为，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说白了这一闹剧完全是在沙俄的导演下进行的，目的就是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

更令人愤慨的是，沙俄于1912年11月3日私自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规定：

· 俄国扶助外蒙古自治并训练军队
· 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或移民
· 俄国人享有开矿、开设银行等特权

俄蒙协约原文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很多还在北京的内蒙王公发表严正声明：

“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然而在外蒙古，大部分部落和王公都被沙俄的 “糖衣炮弹” 所迷惑，认为独立后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纷纷支持 “大蒙古国” 的成立，对外蒙古与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抛之脑后。

然而，在这一片 “独立” 的喧嚣声中，杜尔伯特部却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戈壁孤忠，科布多的艰难抉择

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时，整个高原并非铁板一块，科布多地区的杜尔伯特部明确表示反对独立，坚持效忠中国。

杜尔伯特部，是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主要分布在外蒙古的科布多地区，与其他部落不同，杜尔伯特部对清朝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感情和认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早在清朝初期，杜尔伯特部就与清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杜尔伯特部的首领率部归附清朝，受到了清朝皇帝的册封和优待。

此后杜尔伯特部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朝效力，在维护边疆稳定、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朝也对杜尔伯特部关爱有加，给予了他们许多特权和赏赐。

这种长期的友好交往，让杜尔伯特部对清朝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

1731年，是雍正皇帝为抵御准噶尔汗国而建立了科布多城，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它东接喀尔喀蒙古，西通塔尔巴哈台，南通新疆迪化，北邻唐努乌梁海，堪称“控扼漠北的战略支点”。

1761年，乾隆在此设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4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关键的是，当地与新疆汉族、回族联系紧密。

这种文化认同成为抵抗分裂的精神支柱。

到了清朝末年，虽然国势衰落，但杜尔伯特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中国的忠诚，当外蒙古的独立浪潮袭来时，杜尔伯特部的首领噶勒章那木济勒坚决反对独立。

他认为外蒙古和中华已经是血肉交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诱惑，就背叛祖国，而沙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旦外蒙古独立，那就失去了中华的保护，只能去沦为沙俄的附庸，百姓将遭受更大的苦难。

面对一些动摇了的部下，他也是耐心劝说：“即便改朝换代，中华朝廷也比俄国对我们强一些吧？至少大家文化和人种是比较接近的。”

在噶勒章那木济勒的带领下，杜尔伯特部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中国一边，成为外蒙古独立浪潮中的一股 “逆流”，他们的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对祖国的忠诚，也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担当。

1912年初春，当哲布尊丹巴的劝降使者趾高气扬地来到科布多时，迎接他的只有科布多的普通侍卫，噶勒章那木济勒根本连见他都没见，而侍卫们也没等此人把话说完，就直接将他扔出了大帐。

科布多城中的牧民们知道此人身份后，更是群情激愤，竟将使者捆作一团，扔给了饥饿的牧犬。

这一血腥插曲预示着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

血染黄沙，48天的壮烈坚守

杜尔伯特部的反对，无疑给外蒙古的独立势力和沙俄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迫使杜尔伯特部屈服，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先是对噶勒章那木济勒进行威逼利诱，承诺只要他支持独立，就给予他高官厚禄和大片土地，但噶勒章那木济勒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了这些诱惑。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外蒙古的独立军队在沙俄的支持下，开始对杜尔伯特部所在的科布多地区发动进攻。

面对强敌，杜尔伯特部并没有退缩，他们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开战斗，噶勒章那木济勒亲自率领部落勇士保卫家园，他们在科布多城周围构筑防线，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1912年5月，沙俄支持的蒙古叛军与俄国特务丹必占灿组织的叛军合流，上万人如黑云压城般扑向科布多，而城内守军仅千余人，敌我兵力十比一。

6月18日夜，战斗打响，叛军如潮水般涌来，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亲登城头指挥，军民同仇敌忾，以“一当十”的勇猛击退首波进攻。

首战失利后，叛军改变策略，围而不攻，实施断粮断水战术。

虽然暂时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噶勒章那木济勒知道，杜尔伯特部毕竟势单力薄，而外蒙古独立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装备了先进的武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科布多城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为了寻求支援，噶勒章那木济勒向当时的清朝政府和新疆的地方官员发出了求救信。

但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前往北京的使者是一去不复返，前往新疆的使者回来后汇报，自己根本就找不到管事的人，新疆衙门里大家都在“摸鱼”，完全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围城进入七月盛夏，叛军竟向城内唯一水源投毒，数百民众中毒身亡，有的全家遇难。

围城后期，城内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幸存者只能“喝马尿、吃鸡粪”维持生命。

8月6日，叛军发起总攻，七十多门俄制火炮齐鸣，城墙轰然倒塌，五千骑兵挥舞马刀冲锋，后面跟着蝗虫般的步兵，最后的三百守军弹尽粮绝后，用卷刃的刀、用石头继续抵抗，全部壮烈殉国。

城破后，叛军展开疯狂屠杀，丹必占灿因“战功”被任命为科布多总督，这座坚守了48天的孤城，最终陷落。

科布多城的陷落，标志着杜尔伯特部的抗争暂时失败。外蒙古的独立势力在科布多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杜尔伯特部的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亡。但即便如此，杜尔伯特部的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对祖国的思念和回归祖国的信念。

科布多城的陷落，标志着杜尔伯特部的抗争暂时失败。

外蒙古的独立势力在科布多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杜尔伯特部的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亡。

但即便如此，杜尔伯特部的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对祖国的思念和回归祖国的信念。

地缘博弈，强权角力下的蒙古命运

科布多沦陷后，其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外蒙，唯余阿勒泰地区因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力战得以保全，这一结局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1915年，面对沙俄压力，袁世凯政府被迫签署《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取消“独立”之名，改称“自治”，实则仍受俄国控制。

沙俄外交官得意洋洋地写道：

“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

二战末期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外蒙古保持独立的看法。

这个提案立刻被国民政府提出了质疑，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坦言道：“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这番赤裸裸的地缘政治考量，注定了外蒙独立的结局。

1945年10月20日，在苏联操控下，外蒙举行“全民公投”，声称98%选民投票支持独立。

中国观察员雷法章在报告中直言：

“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今日的科布多已成为蒙古国科布多省，阿勒泰则归属中国新疆。

1962年中蒙划界时，科布多地区正式成为异域，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科布多军民的忠勇更显悲壮。

如今的科布多

蒙古国独立后的发展令人唏嘘，这个拥有156万平方公里国土、80多种矿产的国家，因经济结构单一、交通闭塞陷入困境，2018年外债高达230亿美元，超过GDP两倍；2021年第一季度更攀升至324亿美元。

历史给了这个国家独立，却未给予繁荣的密码。

科布多的故事至今在史料中闪耀光芒。

当噶勒章那木济勒面对劝降时，他的回答被历史湮没，但千余军民以生命写下的答案，永远铭刻在苍茫戈壁——在万里北疆的最后堡垒，曾有一群中国人用血肉之躯筑成长城，在弹尽粮绝之际，他们用石头继续战斗。

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时，或许以为整个蒙古高原都会追随他的旗帜，但他没有料到，在遥远的西部边塞，一座孤城用48天的血战宣告：这片土地上的儿女，有自己的选择和坚守。

科布多的烽烟早已散尽，但那份对家国的忠诚，如同阿尔泰山的雪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