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的叙事：当《长安的荔枝》变成注水的荔枝

影视圈 Media

2025年6月20日晚，《长安的荔枝》以“超点7集连更”的方式迎来大结局。央视收视率跌破1%创央八底盘新低，腾讯单日播放量仅2850万居榜单第三；豆瓣评分从开分6.9持续下滑至6.2，主流观众批评剧情注水拖沓、选角不符。

一流的主创团队，妥妥的S+项目，为什么没有获得期望的成功？再深究一下：长剧为什么会失去观众？这个剧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在以往创作与投资惯性里，电视剧行业形成了某种“集数崇拜症”——剧集越长越显“重磅”，仿佛集数本身成了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当马伯庸笔下那枚精巧的“荔枝”——《长安的荔枝》被硬生生拉长为35集电视剧时，我们目睹了一场典型的叙事膨胀灾难：一个8万字的精巧故事，被迫填充了大量水分、添加了冗余支线，最终失去了原著那种“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叙事锐度与历史穿透力。

《长安的荔枝》原著是一部典型的“微观历史”佳作，它通过一个小官吏李善德运送荔枝的“不可能任务”，巧妙折射出大唐盛世的体制弊端与人情冷暖。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小见大”——荔枝不仅是水果，更成为权力游戏中的一枚棋子；运送路线不仅是地理路径，更是官僚体系的解剖图。这种叙事策略要求的是精准而非冗长，是暗示而非直白。原著8万字的体量恰恰是其优势，如同荔枝本身，外壳小巧坚硬果肉晶莹鲜美，内核却不容注水稀释。

然而一些电视剧改编却陷入了“集数必须长”的产业迷思。为了填满35集的体量，制作方不得不大量添加额外内容：增加李善德的家庭戏码、扩充杨贵妃的后宫故事、虚构运送途中的各种偶遇与冲突。这些新增内容大多遵循着俗套的戏剧模板——强行加入的爱情线，刻意制造的官场阴谋，公式化的人物成长弧线。原著中那个精妙的政治寓言，在荧屏上变成了一锅乱炖的历史肥皂剧。

这种改编失败的背后，暴露出当前影视产业部分决策者对“长剧集”的过分追求。在特定情况下，平台算法偏爱长剧集，因为能增加用户停留时间；广告商青睐长剧集，因为能植入更多广告；制作方不得不妥协，因为短剧难以收回成本。在这种扭曲的产业逻辑中，“注水"逐渐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或将演变为系统性病症。《长安的荔枝》的失败改编，正是这种产业病的一个典型症状。

更值得反思的是，这种片面追求"越长越好”的创作观念与当代观众的观剧习惯形成了尖锐矛盾。在信息爆炸、时间碎片化的今天，观众越来越珍视叙事效率与观赏密度。Netflix等国际平台的成功已经证明，精炼的叙事也能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长安的荔枝》原著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它符合当代读者追求"小而美的叙事"的审美趋势——每一章都推进情节，每一段都蕴含深意。而电视剧的注水改编则完全背离了这一趋势。

从叙事学角度看，《长安的荔枝》原著遵循的是契诃夫所谓的“枪必须发射”原则——每一个细节都有其叙事必要性。而电视剧版却充斥着大量“永远不会发射的枪”——那些被添加的人物和情节最终与主线若即若离，既不能深化主题，也无法推动剧情，徒增观众疲惫感。当原著那个关于体制异化的尖锐寓言被稀释成拖沓的官场言情剧时，作品最珍贵的批判锋芒也就消失殆尽了。

《长安的荔枝》的改编困境，其实抛给我们一个根本问题：影视作品的篇幅标准，是不是该重新掂量掂量了？一部剧该多长，不该简单由行业惯例拍板，还得看故事本身需要多少空间。有的故事天生适合电影，有的适合短剧集，当然也有的确实需要长篇幅来铺陈。把《长安的荔枝》老老实实拍成个6-8集的精炼剧集，难道不比硬抻成35集，更能贴合它原本的艺术气质？

这枚来自长安的荔枝告诉我们：好的改编应当尊重原著的叙事基因，而不是粗暴地将其植入不兼容的叙事容器中。当影视产业能够摆脱对集数多寡的单向度追求，真正根据故事需要决定作品长度时，我们或许才能看到更多既忠实于文学精神、又充分发挥影视魅力的优秀改编作品。

毕竟，没有人会喜欢一颗注了水的荔枝——无论是水果还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