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需要跨过的三道坎

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灾难，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依靠存量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很难建立最低的共同底线。

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必须摒弃认知上的盲目自大，以及潜意识里要改天换地的致命自负，而应回到全人类普世性的大传统，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幸运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沿着周有光先生说的“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改造自己的思维和认知，并艰难地启蒙身边的人。

那么，究竟如何从世界看中国呢？

第一道坎：抛弃认知上的虚骄自大

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著名学者任剑涛指出：区分文明和野蛮，比区分古代和近代、区分中西方重要得多。

事实上，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学等为基本内核的现代文明，并不是欧美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数千年积累、选择与融合的成果。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同中国一样经历过战争和饥荒，欧洲人也曾被教皇或皇帝长期奴役，但是，从1215年《大宪章》签署开始，以及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西方开始走向现代文明道路，并领先世界数百年。

身处东方文化圈的日本，从19世纪晚期开始，也渐渐走上了现代文明道路，并在二战后享受了半个世纪的长治久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大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因子：

从明治维新开始打开国门，日本起初追求“富国强兵”，却轻视了思想和制度，从而走向歧途，给本国和世界，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灾难；二战战败后，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清算，实现了比较彻底的社会转型。

第二道坎：尊重私人选择的权利

尤其是自由的商业竞争和宗教信仰

中国历来有耻于谈钱、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以“钱财如粪土”、“无商不奸”等说法对资本和商人极尽妖魔化。

但是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人类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众的各种自由权利，必须以“相互承认私有财产”为前提；人与人的互助和契约精神，恰恰是在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的市场博弈中才逐步成熟的。

往更深的层次说，人类是观念的动物，一个国家的人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契约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保障个人的私权利。

人与人建立契约需要有共同的底线。如果没有“高于人”的信仰约束人的内心，没有市场经济的养成，一群人即便无数次达到“暴力平衡”，也很难建立起共同的底线，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信任都很难“虚构”出来——在权力至上、宗法桎梏的传统中国，这种困境尤其明显。

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囚徒困境，建立共同底线？不可忽视商业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作用，更不能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信仰自由。有学者研究证明，19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与自由市场、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发育密不可分。

面对即将到来的转型，要谨记先知哈耶克和杨小凯的告诫：商品市场没有公平竞争，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观念就会流毒人间。

第三道坎：走出心灵的桎梏

以自由、包容的心态拥抱文明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一些超越于人世间之上的符号，而传统社会的信念却是“安身立命”，排除了信仰和灵魂在人生中的意义，只关心活着。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没有自由，幸福就会遥遥无期。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现代文明。

正是因为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人类社会才变得越来越文明。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几千年里都只在奴役与反抗之间打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对自由的追求。

阿克顿勋爵曾说：“自由的理念是最宝贵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

阿克顿勋爵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他在编写《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希望这套书成为一部人类自由史，给仍然身处黑暗的人们指明方向。

只有在自由选择的碰撞和竞争中，优秀的文化才会相得益彰、历久弥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一直在毫无负担地吸收西方文明，但也不妨碍他们传承东方式的传统美德，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看清自由，学会了自由、包容的心态。

那么，如何才能看清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必须重新寻找文明最根本的源头，站在世界的高度，才能跳出观念的局限，摆脱种种错误的观念桎梏，冲破区域性文化的藩篱，认识我们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坐标。

而要看世界，首先要看世界近代史。我们生活在近代史的延长线上，近代发生的历史，及其演进逻辑，无疑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所处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