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7年春天,83岁的杨成武看到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某钢铁厂一次性裁员3000人。
老将军把报纸重重拍在桌上,这个曾经率领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战将,面对和平年代的另一场"战斗"。
几千万工人即将失去铁饭碗,改革的车轮滚滚向前,压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风暴前夜的国企困境
1996年的统计数据触目惊心,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总亏损额790亿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100家国企中,有43家在赔钱。
沈阳铁西区的一家机械厂,厂长李明华每天看着账本发愁,3000名职工,真正在生产线上干活的不到1800人。
剩下的1200人在做什么?看大门的有30个,食堂工作人员80个,医务室12个大夫管着500人的小病小痛。
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非生产性人员占比超过38%,一个螺丝钉的生产,需要经过12个部门的审批,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门,要盖56个章。
哈尔滨第一机械厂的车间里,196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机床还在轰鸣作响,37年过去了,这些机床的零配件早已停产,维修工人只能自己琢磨着制作替代品。
厂里的技术员王师傅说得直白:"我们用的设备,人家德国人30年前就淘汰了。"
产品质量可想而知,同样规格的轴承,进口产品能用5年,国产的用1年就得换,价格倒是便宜一半,质量也差了一半不止。
国企承担的社会功能太多了,不只是生产,还要办学校、医院、托儿所,一个5000人的钢铁厂,要养活2万多人的家属。职工食堂、职工医院、职工子弟学校,每一样都要钱。
鞍钢的一位老工人回忆:"我们厂像个小社会,从生到死都管,孩子在厂里的托儿所长大,在厂里的学校读书,毕业了进厂工作,结婚了分厂里的房子,老了在厂里的医院看病。"
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运转良好。市场经济来了,竞争激烈了,企业背着这么重的包袱怎么跑得快?
1997年的寒冬
改革到了关键时刻,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政策,保留大型国企,中小国企该关就关,该并就并。
1997年冬天,下岗通知书像雪花一样飞进千家万户。
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刘师傅,干了20年钳工,技术过硬,12月的一个早晨,车间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刘,厂里要精简人员,你年底就不用来了。"
刘师傅愣了:"我哪里干得不好?"
"你干得挺好,就是厂里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38岁的刘师傅走出厂门,回头看了一眼工作了20年的地方,门口的牌子还在,人却出不去了。
从1998年到2004年,全国累计有3400万人下岗,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下岗工人平均年龄38.7岁,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家庭的顶梁柱。
学历构成更让人担心:82%的人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在知识经济时代,他们拿什么和年轻人竞争?
统计数据显示,57%的下岗家庭收入减少一半以上。
沈阳的张大姐,丈夫下岗前每月工资560元,下岗后找了个看门的活,月薪180元,两个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日子过得紧巴巴。
"以前每周能买一次肉,现在一个月买一次都心疼。"张大姐这样形容生活的变化。
城镇失业率从3.1%跳升到3.6%,别小看这0.5个百分点,背后是数百万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下降。
1997年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失业保险覆盖率低得可怜,很多下岗工人根本领不到失业金。
即使能领到,数额也杯水车薪,北京的失业补贴每月100元,连房租都不够。
医疗保险更是奢望,生了病只能硬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去医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雪上加霜。
老将军的怒火与行动
杨成武将军看到这些情况,火冒三丈。
1997年夏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山西老区的来访者,这些人讲述了当地下岗工人的困境,有的连水都喝不上。
杨成武当场拍桌子:"让工人自生自灭,我不同意!"
这位从15岁就参军打仗的老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过太多生死离别,和平年代看到工人兄弟受苦,他坐不住了。
杨成武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深知底层民众的艾辛,15岁参加红军,一路从小战士成长为军区司令员。
飞夺泸定桥的时候,他率领红四团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冲过铁索桥,平型关大捷中,他指挥部队重创日军,这些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群众是根,根不能断。"这是杨成武的口头禅。
说到做到,1996年,杨成武为山西革命老区筹款修建水窖,解决当地群众吃水难问题。
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各地老战友写信,号召大家捐款,短短3个月,筹集资金50多万元,在偏远山区修建了200多个水窖。
看到下岗工人的困境,杨成武又开始为他们奔走。
杨成武给中央写信,建议实施"技能培训+再就业安置"的综合方案。
信中写道:"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因为改革就把他们抛弃,要给他们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要帮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岗位。"
这封信得到了高层重视,1998年,"再就业工程"正式启动。
杨成武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为下岗工人发声。
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待一些人说下岗工人是"懒汉"的说法,老将军气得吹胡子瞪眼:"胡说八道!这些工人为国家建设流血流汗几十年,怎么能说他们懒?"
他历数工人的贡献:"没有他们,哪来的钢铁?没有他们,哪来的机器?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他们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政府的积极回应
杨成武等人的呼吁产生了效果,1998年,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再就业工程"。
全国设立3000个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职业培训。
培训内容五花八门:电焊、电工、计算机、烹饪、美容美发,只要市场需要,就开设相应课程。
到2004年,累计培训下岗工人1900万人次,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重新燃起的希望。
1999年,失业保险制度正式建立。覆盖面逐步扩大,待遇标准逐步提高。
200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开,虽然标准不高,至少保证了基本生存需要。
2003年,社会保险覆盖面大幅扩展,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0年的621元提高到2023年的3400元。
经过几年的调整,下岗工人的命运出现分化。
成功转型者占15%,他们抓住机遇,或者自主创业,或者掌握了新技能进入新行业。
大连的王师傅原来是国企电工,下岗后学习了空调维修技术,开了个维修店,生意越做越好,年收入比下岗前还高。
稳定就业者占60%,他们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如从前,生活基本无忧。
沈阳的李大姐原来在纺织厂工作,下岗后进了一家私营服装厂,工资少了一些,工作强度大了一些,日子还能过得去。
长期贫困者占20%,由于年龄偏大、技能单一,他们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生活比较困难。
完全失业者占5%,这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就业,主要依靠社会救助维持生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68%的下岗工人子女获得大学以上学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原因很简单:父母吃过没文化的亏,拼命也要让孩子读书。
哈尔滨的刘师傅下岗后摆地摊卖袜子,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大学,儿子争气,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进了华为公司。
"我这辈子是完了,孩子不能再走我的老路。"这是很多下岗工人的心声。
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国企改革,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
从1995年到2005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超过3万亿元,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为中国加入WTO奠定了基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制造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很多下岗工人在新兴产业找到了工作。
杨成武的"不能丢下群众"理念,深刻影响了改革政策的调整方向。
他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社会保障兜底"思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2004年杨成武去世时,大量下岗工人自发前往送行,人们称他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杨成武当年的坚持告诉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不能忘记这个初心,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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