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富论丨为自己、靠自己、与他人一起做更多事的自由

为自己、靠自己、与他人一起做更多事的自由

2003年，年仅26岁的迈阿密消防员兼护理员洛里·塞哈斯，在哥哥、妻子和朋友的协助下，利用一台简易摄像机、三脚架以及常规电脑软件，拍摄了一部颇具《星球大战》风格的粉丝电影。这部名为《绝地传奇》的作品，时长20分钟，既非拙劣的模仿，亦非社会讽刺，而是一种简洁的尝试，以同类角色与故事线为基础，创作出一部《星球大战》式的电影。在数字化之前，塞哈斯无法想象能在有生之年，将自己身边的人塑造为蛇蝎美人、绝地武士，与他们并肩作战，挥舞光剑，对抗帝国克隆人军队。而将自制电影分享给他人，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然而，文化生产的物质条件变革使得这一切变得可行。塞哈斯无需依赖政府资助，无需跨越高端电影工作室的媒体门槛，无需遵循有线电视接入规则，便可将幻想呈现在任何有兴趣的观众眼前。人们不仅可以被动地在电影院或电视机前欣赏乔治·卢卡斯的创作，还可以亲自操刀制作同类电影。

《绝地传奇》无法跻身一线大片之列，观众寥寥，观影者也不太可能如对待卢卡斯的作品般深入剖析。然而，这并非重点所在。塞哈斯拍摄此部电影，并非意图取代卢卡斯，而是改变自己所做的事情——从端坐在他人银幕前转向自行构思。观看者会像和亲友们彼此交谈、一起唱歌那样，来享受这部电影，而不是看着、听着别的什么人讲话。作为工业信息经济的缩影，电视文化将消费者塑造成高度被动的角色。虽然约翰·菲斯克等媒体学家注意到，观众在分析和解释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时也在持续发挥作用，但消费者在这个模型中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媒体产品是他们消费的成品，而非他们创作的成果。影院就是绝佳的例子，黑暗环境、立体声效、巨幕只为消除观众的能动性，仅留下一套感受器——眼睛、耳朵——来接收。将电影视为娱乐方式本无过错。然而，如果我们看到影院恰好揭示出大多数人与他们所处信息环境的关系，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电视文化日益增长的被动性，成为大多数人在工业信息经济后期的生活标志。“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和麦迪逊大道上被广告淹没的眼球一样，并没有参与创造他所处的信息环境。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充分展现了网络信息经济对电视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类游戏具有两大核心特质：首先，它们构建了持久稳定的游戏环境。这意味着在游戏世界中，玩家所实施的行为或创造的“产物”将持续存在，直至被游戏内的其他玩家破坏；游戏环境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是均质的。其次，这类游戏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人的大型协作平台，例如韩国最受欢迎的游戏《天堂》拥有超过400万用户。因此，各类平台致力于为玩家营造多样化的环境，让他们在竞技智力和技艺的过程中享受到丰富的场景体验。电脑游戏环境为玩家的行为及社交行为构建了持久的关联数据库。《网络创世纪》《无尽的任务》等首批现象级游戏均包含高度丰富的场景。游戏设计师在塑造玩家行为及关系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中世纪主题、魔法、武器用法，以及各种可能的行动类型和范围，共同构建了多样化的背景，进而创造出各种关系。然而，这些游戏仍为个人奋斗和个人品位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从而营造出与电视或电影体验相似的情境、关系和故事情节。林登实验室推出的游戏《第二人生》揭示了沉浸式娱乐发展的新篇章。与诸多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相似，《第二人生》是一个强调用户协同创作的平台。然而，《第二人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仅提供工具，而并无既定故事情节、库存物品以及具有文化或意义导向的背景。在游戏环境中，用户创造了99%的对象。游戏初始场景的中世纪村庄一片空白，飞行器设计商店、未来派哨站、大学等场所亦然。在这些地方，部分用户提供了基础编程技能和游戏内部设计课程。林登实验室按月收取定额的订阅费。实验室员工专注于构建工具，让用户能够完成所有内容，从基本的故事梗概到他们自己的外观和他们在游戏世界中所使用对象的最佳细节。游戏中的人际关系指的是用户在沉浸式娱乐体验中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人际关系。与电影电视工作室对观众的关系截然不同，后者试图掌控整个观赏体验，剥夺观众的能动性却又能使之感到满足。而《第二人生》将用户视为娱乐环境的积极创造者，并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工具。这两种模式对参与者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电视面前，消费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在有限的消费范围内进行有限的选择。在《第二人生》的世界中，每个人都被视为具有完全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个体，可以独自或与他人共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将这些新的实践性行动机会视为自主性的提高，在理论上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自主性尽管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和核心地位，但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模糊概念。特别是自主性究竟是一个实质性术语还是一个形式化术语，研究者莫衷一是。杰拉德·德沃金、约瑟夫·拉兹、乔尔·范伯格以及本书坚持前一种观点。形式化的自主概念假设了所有人都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没有进一步试图判断人们在被自然和人为环境所约束的世界中实际行使自由的程度。顽固地否认那些客观上限制着我们选择的暴虐命运，并不会为这一承诺提供根据。相反，它应以这样一种感觉为基础，即认为人自有其能力与作用，由此才能使人成为自由、理性的存在，从而给予其足够尊重，并避免滑向专横的家长式作风。正如罗伯特·波斯特所说，虽然自主性很可能是需要“实现”的描述性对象，但是否视个人为自主的个体，会带来对“社会权威结构”的不同设计。“因此，结构设计者会把自主性的有无视为一项核心原理和基本原则。”自主理论如果总是想要彻底理解人们在各种制度安排中进行实践时所体现出来的自主水平，就有可能为一种过度的仁慈提供基础，而这种仁慈将破坏自主行动的可能性。

上文节选自《网富论》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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