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丨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

一、“欧洲”和“西方”：异化的程度

本文处理几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它基于一项日常的观察，即我们有时讲“欧洲”，有时讲“西方”，所表达的意思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区别在哪、这种区别有何意义、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欧洲时代的终结”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西方时代的终结”？

只要对“欧洲”和“西方”这两个词汇稍微作一番审视就会发现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西方在哪里？它的坐标是什么？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

其次，欧洲始终是作为一个地理或者文化实体而存在，但西方却不是。我们说古代有西罗马帝国，而不说“西方”。古代中国把帝国之外的蛮族居住的广袤内亚地区称作西域，而不称“西方”。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我们所熟稔的现代西方概念是何时兴起的？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因时代而变迁的？

最后，“西方”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模棱两可的歧义，而“欧洲”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西方”显得具有某种人们所捍卫的尊贵和崇高之义。当我们要展现自身光鲜亮丽的一面时，“西方”指的就是西方文明。但同时也有人坚决反对西方，甚至是憎恨西方。在1930年代，日本和纳粹德国反抗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欧洲”概念所唤起的极端情绪，迄今为止充其量是表现在狂热的欧洲民粹主义分子和“疑欧派”人士身上。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如果说某人是“反西方的”，那是特别严厉的批评，意味着极端的、残暴的压迫运动，以及向西方施压的国家领袖和政治人物。反西方的立场是灵活的，它既可以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有所弱化。21世纪初古巴和伊朗在国际政治中的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对西方的侮辱都有明显减弱的迹象。“反欧洲”的立场，则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名，长期以来它只是处于政治包容的语境之内。在批评者眼中，“欧洲”首先是一级官僚机关，它要从他们身上剥夺一些东西：金钱、自由、安全和认同。

简单来说，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

二、不对称的“西方”形象

第一，当欧洲人越过他们位于欧亚大陆尽头的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西方的概念是以欧洲的扩张为前提的，即在海外新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可以说，没有美洲，就没有西方。

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一些文化研究者指出，身份认同只能经由“他者”建立在差异的建构之上。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平淡。但是，欧洲的概念就不存在这种状况，不是吗？人们可以在不提及亚洲或非洲的情况下，反复地谈论和书写欧洲。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当傲慢的人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伤感，就如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不禁要从概念史的角度去问：西方究竟是从何物区别开来的？

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上文第一点中所提到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它只包括欧洲的部分地区。或许这一点在当下正发生着变化：阿尔巴尼亚自2009年已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俄罗斯却不是。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对一个原则上是同质化的欧洲概念产生了内部差异化和彼此隔绝的影响。在西方的概念里，蕴含了一个同样棘手的“文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文明化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明的反差，就没有西方。

因为上述缘故，在所谓“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地区”、西欧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分裂，也属于西方概念的范畴。在地理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位于法国的西方，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两个国家视作稍逊一筹的南欧国家。自2007年欧债危机以来，这一古老的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格局又再次得到了强化。北美则发生了讽刺性的反转：那里本来是美洲大陆上未开化的荒凉西部。美国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位于它的东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

三、未解的问题

我的结论，恐怕要让在座许多听众的期望都落空了。我对拉美只字未提。社会学的时髦词“现代性”，也没有出现。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重复所谓西方的成就和美德这一陈词滥调，以及这一论调自18世纪以来是如何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呈现的。我也没有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西方文明”从古典时期梳理一遍。这些，有专门的权威人士去做。

不过，我可以提炼出三点结论。

首先，认为某些东西“只在西方有”的论断，是要存疑的，它们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至少要对另外一种文明有深刻的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往往就会用一种生硬的非黑即白的思路去解释那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于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相对；启蒙的西方与混沌的东方相对；理性的西方与蒙昧的东方相对，等等。我们应该避免这一类刻板印象。

其次，即便是在地理上的西方内部，关于“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属性，也是始终有争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和德国人互相希望彼此从西方阵营驱逐出去。著名的德国教授在宣言中呼吁，要把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德国的）“文明世界”从法国和英国佬手中解放出来。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执政期间，人们在考虑超越大西洋框架的事情，把西方阵营推向了分裂的边缘。如果还记得他们在我们“西方”当中代表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潮，那么代表美国利益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博得多数欧洲人士的同情。乌克兰与西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前哨、桥梁，或者压根就是冒牌货？还有，什么才算是“西方的传统”？苏格兰裔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当今历史通俗读物最成功的学者，从一种激进的市场自由主义角度，将整个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即便不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从西方的历史中剥离了出来。可见，“西方”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建构。

最后，毫无疑问，有许多文化要素是在欧洲“发明”的，它们后来成为了普世的准则，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它们都是由帝国主义霸权强制实行的，例如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人权思想、三权分立的思想、奴隶制的废弃，等等。当提到上述成就的时候，今天的欧洲敢对其中哪一项宣称有权利？欧洲对其中的哪一项拥有知识产权吗？欧洲有权让人对它感恩戴德吗？它会得到回报吗？

（原载于《全球史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