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信札中的齐白石，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世上曾有齐白石，余墨尚存人世间。
若问余墨哪里求，白石山堂少白处！

黄宾虹（1865—1955）和齐白石（1864—1957）都是20世纪著名的书画家，两人年龄相若（齐白石比黄宾虹年长一岁），又同享高寿（黄宾虹91岁，齐白石94岁，自署97岁），又都同时在一段时间里寓居京城，且有过交集，有共同的朋友圈。两人同在京城期间，有过若即若离的交游。据王中秀（1940—2018）编著的《黄宾虹年谱》记载，黄、齐二人最早有间接交集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12月。其时，两人都有作品参加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俱乐部举行的“鼎脔同人书画展览会”1，而彼时齐白石在北京2，因而两人应无可能会晤。在1928年6月3日，齐白石和黄宾虹等20余人被教育部推举为全国美术展览审查委员会委员。31929年9月，黄宾虹等人被推举为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鉴别委员，而齐白石有作品参选并入围。4故在1928或1929年或之后，两人或有机会见面相识，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无相关的明确记载。在此后的十余年间，黄宾虹和齐白石均有作品参加“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1929）、“巴黎中国画展”（1933）、“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3）、“日内瓦中国画展”（1934）、“墨社第二届画展”（1937）、“京华美术学院成绩展览”（1940）、“雪庐画社时贤扇展”（1941）、“汪采白遗作展”（1942）、“大东亚美术展览会”（1942）、“齐白石溥心畬先生画展” （1946）等展览，且两人还有共同的女弟子吴咏香（1913—1970）5。即便两人有如此多的可能的交集，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到1946年止，均无两人会晤的准确记录。1944年1月11日，国立艺专同人刘凌沧、邱石冥、赵梦珠、黄均等邀集在北平中山公园为黄宾虹祝寿，即席挥毫。齐白石虽然没有到场，但在雅集画册补绘寿桃，题“华实三千年”6。直到1946年3月12日，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黄宾虹和齐白石等人受邀参与此会，并合影留念（图1）。这一年，黄宾虹和齐白石都已年过朝杖之年，在与会者中，两人都属年高德劭者，故在现存的12人合照里，两人均并列居中，齐白石在右五、黄宾虹在右六7，这是目前所见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最早的文献记载。在次年（即1947）11月中旬，山东画家于希宁（1913—2007）到北平举办个人画展，乃委托黄宾虹修函拜谒齐白石，齐白石亲临展场，并合影留念（图2）。在照片中，黄宾虹、齐白石两位最年长者居于前排正中。8此外，1954年4月9日，书法家王传恭（1905—1965）在致函黄宾虹时说：“十五年前由俞瘦石、齐白石两世伯之介，得识公于石驸马后宅高斋，嗣又偕汪慎生兄晋谒数次，并承赐折箑，至今已几易沧桑，不知长者尚能忆及否？日昨至友徐忠仁兄奉命来杭迎驾北来主持中央民族艺术大计……首都友好、艺林学子翘首文旌，毋任鼚鼓。何日抵京，盼嘱忠仁电告，当赴站恭迓也。”9按此时间倒推15年，至少在1939年，则由齐白石等人引荐王传恭认识黄宾虹。可见，作为京城享有重要声誉的黄宾虹、齐白石二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均相互引荐他人结识对方，说明两人在彼时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均成为后辈晚学争相寅缘的对象。

图1

1946年3月12日，故都文物研究会在北平中山公园成立，右五为齐白石，右六为黄宾虹，左五为溥心畬，左六为陈半丁

图2

1947年11月15日，于希宁画展在北平举行，前排左二起：于非闇、周养庵、齐白石、黄宾虹、陈半丁，右一为汪慎生；后排左四为于希宁、左六为王雪涛、左八为李可染

二

耐人寻味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黄宾虹、齐白石两人公开交游的文字记录并不多，但在黄宾虹和友人往还信札中，则多次提及齐白石。这些早前仅限于两人之间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函件，如今已公开梓行，化身为公共资源，据此可从不同视角看出其时的齐白石与黄宾虹的关系，亦可从不同视野看出齐白石的艺术形象。

据不完全统计，黄宾虹往还信札中涉及齐白石者，凡九通，受信人分别有黄树滋、吴载和、汪聪、朱砚英和张虹，来信者有傅雷和张虹，其时间集中在1946年至1948年间。张虹是唯一一个往还信札都提及齐白石者，而黄树滋、朱砚英则是至少有两次信札涉及齐白石的受信人。故所有信札虽然有九通，实际涉及的往还信札者除黄宾虹本人外共有六人。

涉及齐白石的往还信札，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是谈及其书画润例，一是涉及其绘画展览及评介。关于前者的信札较多，共七通；关于后者的信札仅有致朱砚英信及傅雷来信各一通。

在这批关涉齐白石润例的信札中，时间最早的是在1947年2月7日，黄宾虹在致族人黄树滋（1893—1970）的信札中说：“张大千来此售画，每张定价法币二十万元，齐白石每尺方四万元，皆甚忙碌。鄙人只择人而与，非经知交介绍不动一笔，各纸铺索者皆谢绝之，意留传精作，不与人争名利耳。”10这里谈到齐白石的画价是“每尺方四万元”。在此后的1947年2月10日，黄宾虹在致函篆刻家吴载和（1897—1971）时也说：“最好雅事不取金帛，第近来各物日增价值，殊为惊人；因此齐白石每方尺订法币四千元，张大千每张十六万，与纸铺合同办理，为空前获利之举，鄙意不欲赞同之，仍守择人而予而已。”11这里谈到齐白石画价是“每方尺订法币四千元”。前后仅相差三天，但齐白石的画价却相差十倍。很显然，这应该是黄宾虹笔误。联系上下文及当时的物价，“四千元”当为“四万元”之误。在同年3月12日，黄宾虹再致黄树滋时谈道：“日昨令坦偕令嫒来寓，惠贶香茗，高情盛意，感佩良深。承询拙画，近无润格，拟少酬应，分工著述，而远方来索者，仍然络绎不绝，赠润具比时人齐白石、溥心畬二君为率，每方尺五十万元，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劳顿颇甚，臂酸目眵，尚希诸友原谅。”12在1947年的八月初三，张虹（1894—1965）致函黄宾虹：“敝友黎心斋为公征诸友请求大笔山水共笔金七十万元，上款另列。吴伟佳送上笔金五十万元，请大笔赐山水一幅，尺度由尊裁。吴伟佳喜吾公细秀之笔。又伟佳兄请代求齐白石斗方四页，每页一平尺（写虾一页，余不拘），送笔金五十万元，计一百七十万元，请检收。”13前面谈到时人参照齐白石、溥心畬画价为黄宾虹定润例，每平方尺五十万元，后面谈到齐白石四平方尺斗方五十万元，平均每平方尺十二点五万元，可见即便在同一年，价格的不稳定性也是很明显的。此外，前者每平方尺五十万元是面向大众公布的润格，而后者每平方尺十二点五万元是实际收到的润资。据此不难看出，除去物价因素，齐白石订立的润格和实际成交的画价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一时期，由于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程度令人咋舌，“物价每月上涨一倍或更多—有时候特别多”14，在1948年，甚至出现“在市场上买一张饼也需要四万元左右”15的情况。1948年，黄宾虹在致张虹的信札中写道：“皖中索拙笔书画者，纷纷而来，画无润例，每尺自动者均三百万，云与齐白石等量齐观，可笑也”16，这时的画价已经涨到每平方尺三百万元。黄宾虹在1946年7月5日致信弟子黄居素（1897—1986）时也说：“日内货物高涨不已，人心傍皇（彷徨），想到处皆同，罄竹难宣也。”17从齐白石画价从每平方尺四万元到每平方尺五十万元（实际成交每方尺十二点五万元），再到每平方尺三百万元，便可看出其时物价上涨的程度，或可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动荡与混乱。若以当时一张饼四万元的价格计算，齐白石每平方尺三百万元可兑换七十五张饼。有趣的是，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的书画家采取了用美金订立润格的方式，如徐悲鸿（1895—1953）在1947年自拟的画润为两鹫一千美元，大奔马八百美元，中幅立马、小奔马和猫四百美元，水禽和竹分别为三百和两百美元18。更有甚者，也有书画家以大米来订润例，如书画家卢子枢（1900—1978）在1945年订立的画例便是“小幅高二尺横九寸白米五十斤，中幅高四尺横二尺白米八十斤……扇面每件白米二十斤”19，而丰子恺（1898—1975）也是以画易米，但计量单位则为“斗（或石）”，他于1949年3月所订立的画润为“册页（一方尺为限）或扇面白米五斗，三方尺（长二尺宽一尺）立幅或横幅白米一石，二方尺以上面积计每方尺白米五斗”20。在此情况下，其时已声名鹊起的齐白石的画价以最高每平方尺三百万元（约合七十五张饼）看，在当时并非高位。若以法币计量，画家吴子深（1893—1972）于1945年9月3日所订立的绘梅竹双清，“二尺为限，取润三十万元”21；书法家金息侯（1878—1962）于1947年12月27日所订的润例为“对联四尺一百万，加一尺增十五万……扇面跨行二字五十万，单行一百万，行楷一百万，碑文寿序千字一亿元”22；书法家张元济（1867—1959）于1948年元月一日订立的润例：“楹联四尺以内五十万元，五尺以内七十五万元，六尺以内一百万元”23；丰子恺于1948年元月订立的润例：“漫画册页（一方尺）每幅三十二万元。立幅或横幅，以纸面大小计，每方尺三十二万元”24。齐白石的润格与他们相比，相差不大，可见其画价在彼时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普遍的中等水准。

图3

黄宾虹致汪聪信札，1947年4月26日，图见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编《黄宾虹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0—51页

在这一时期，黄宾虹与齐白石画价大致相当，无论就实际成交的润资，还是拟定的润例，两人都不分轩轾。在1946年，黄宾虹在致信弟子鲍君白（1905—1951）时说：“再者，澳门、香港具藏家嗜及拙笔，曾为订润，每尺十万元。鄙见以为书画雅事，遍应苦于乏暇，非传播则来者无闻，自去年自订润格，附于时贤之次，适于同好之索取”25，此时的黄宾虹润例为“每尺十万元”。而在1947年，齐白石自订润例曰：“一尺十万。册页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扇面，中者十五万，大者二十万。粗虫小鸟，一只六万，红色少用五千，多用一万。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万，朱文十万，每圆加一角”26，这与黄宾虹的润例旗鼓相当。而时人画价接受程度，也是认可两人“等量齐观”的。1947年4月26日，黄宾虹在致文史学家汪聪的信札中说：“亦有列拙笔与齐白石、溥心畬同值以资索件者，皆婉言谢之。”27（图3）在同年，黄宾虹在致信女弟子朱砚英（1901—1981）时也说：“南粤多富商，近由熟人介绍惠润者不少，以拙笔比例齐白石，然非知交者皆却之矣。”28黄宾虹两次提到以“拙笔比例齐白石”，虽然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可笑也”，但在时人的眼中确实就是如此。需要提及的是，现存的齐白石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则润例，其价位与1947年自订润例悬差极大，一则书于1940年：“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二十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辰正月初十日”29；一则书于1948年：“扇面大者三十元，中者二十五元。红色：重用十元，少用五元；刻印：朱文廿元，白文十五元。以上每元加一角。出门之画回头加印、加字不答应。三十七年十月，本主人”30。两则润例虽然相差不大，但却只是1947年拟定的润例万分之一多一点，很显然，在1940年时，物价尚未飞涨，而到1948年时虽然物价已经暴涨，但所参照的货币应当和1947年的法币不一样，极有可能为银元或其他等值的货币。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图4、图5）

图4

齐白石自书 《润例》 纸本

72.6cm×24.5cm 1940年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5

齐白石 自书 《润例》 纸本

68cm×96.5cm 1948年 北京画院藏

黄宾虹、齐白石两人在20世纪40年代均已到耄耋之年，且分别在山水画和花鸟画领域独占鳌头，堪称画坛祭酒。在1948年8月18日，《申报》刊出署名为“铢安”者撰写的《故都二老》，可看出两位老人在当时北京的情况：

故都近来有两位八十以上的老画家，齐白石、黄宾虹是也。濒老（白石字濒生，他的名字叫璜，取田于渭滨之意，于今果然年登耄耋，竟成预兆），他的住宅是他自己卖画钱积蓄起来购置的，他素有善于居积之名。据说房屋不止一处，所以晚景颇为不恶，只因小心过严，房门箱匣，钥匙累累，佩带随身，好像减少了雅人风趣。其实他为人是极慷慨而重风义的，其雅在心而不在形式。宾老在北平只住了十年，中经离乱，闭门不与外事，自得其乐，与濒老同，而精神之健似犹过之。濒老室中，从来不挂一张字画，座上也没有一样古玩，除作画外，没有一样嗜好。宾老则一间斗室，虽然小得不足回旋，而所读的书，从地上一直堆到顶篷，顶篷已经坍了下来，书沾了雨，他也不介意。他的书并不讲究版本，但是很多专门而罕见的。他尤其喜欢搜罗乡邦文献，考证表彰，不遗余力。案上堆满了古印、古玉之属，虽然自己不再刻印章，对于金石文字，仍常常有新的见解，喜欢用籀文写联语，随手送人，毫不吝惜。求画的人虽然很多，每天早起，还要用粗纸临古人的画，完全为的是自娱，不杂丝毫名利之心。他的物质生活简单之至，然遇琉璃厂人送字画来，只要真是上乘，他不惜重价收购，比人家买他的画，出的价高多了。出其余技，从事园艺，在尘封蠹蚀的书架上，可以发现他手种的菖蒲，在北方干冷的气候中，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尤其矮矮的一扇板门旁边，恐怕只有三尺地，手种了一丛瘦竹，真令人涤尽尘俗之气。宾老现已南归，他的北平故居，不知将来谁写入续《日下旧闻》矣。”31

据此不难看出，两人性情相异，在20世纪40年代的京城都过着砚田耕耘、自得其乐的悠游生活。美术史论家俞剑华（1895—1979）在1948年3月31日的《申报》上的《忆黄宾虹先生》一文中也说：“目下寿逾八十老画家，在沪有姚虞琴、萧厔泉二老，在平有齐白石、黄宾虹二老”32，可知当时在北京，因为年龄及在画坛的地位，黄宾虹与齐白石是并称的。1942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大东亚美术展览会”中，中日画家均有作品参展，黄宾虹、齐白石两人也都有出品，当时的新闻这样报道画展的盛况：“我国则精品尤多，黄宾虹山水，齐白石之兰花……皆极精到，蔚为大观”33，故在当时画坛，黄宾虹和齐白石分别是以山水和花鸟执得牛耳。从两人的润例及其市场认可度亦可印证此点。

三

涉及对齐白石绘画展览及评介的信札的受信人和来函者主要为朱砚英和傅雷。

1946年11月，由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组织的“齐白石、溥心畬先生画展”在上海展出，黄宾虹和曹克家、邵伯褧、陈云诰等有作品一并参展。为此，黄宾虹在这一年致朱砚英信札中谈及此事：“故都展览有齐白石、溥心畬二君及拙作，均有该会在各处收购，预先已筹备消受主顾，在京沪宣传，尚有杂志刊物及文献馆、美术馆之组织。闻此次开消（销）甚巨，约已去数千万元矣。拙画本无润例，均由熟人介绍而来，京津每尺方壹万元，不足尺者以尺计，宽广者照加。皖粤来者有增倍者双款居多。鄙志以不卖画、不开展览会，于学问方有进益。友好中索取者情不可却，均应之，能多留传亦一佳事。贵处来件仍照每尺方壹万元，近航费增涨，而每幅需五六十遍而成，墨色才有变化也。”34信中谈及的“故都展览”，乃指故都文物研究会举办的展览，该研究会分设文献馆、书画研究组、乐曲研究组、围棋、编辑部五个部门。在创始之初，该会欲邀请黄宾虹为文献馆馆长，但黄宾虹婉拒了，1946年黄宾虹在致朱砚英的信札中就提到：“北平有一故都文物研究会，由张巡抚使继、张委员畏苍领衔，由会员推鄙人为美术馆馆长，意不欲就”35，王中秀认为此处的“美术馆”，实指“文献馆”36。他同时认为黄宾虹婉拒故都文物研究会的邀请，除人事原因外，或者还有其他诸如政治等深层次因素。37黄宾虹在信札中谈及的润例为“每尺方壹万元”，这与上文谈及的同年在澳门、香港“每尺十万元”有所差距，足见其时黄宾虹画价在北平和港澳的艺术赞助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除地区间的物价差异因素外，或可反映出南北两地对黄宾虹绘画的不同认可度。而彼时齐白石在北平的润格大致在每尺十万元左右，亦可看出其时在北平地区齐白石绘画的受众要比黄宾虹略胜一筹。

1946年11月29日，黄宾虹的友人及其绘画的重要推广者傅雷（1908—1966）在致黄宾虹信札中也谈到在上海举办的“齐白石、溥心畬先生画展”事：“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38，看得出来，傅雷对齐白石、溥心畬绘画并不十分认同。有意思的是，在时隔15年后（即1961）的7月31日，傅雷在致好友、寓居新加坡的画家刘抗的信中也有对黄宾虹和齐白石的评介：“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尚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范宽的精神气概……”39他对齐白石评价有所提升，但认为其和黄宾虹相比，仍然略逊一筹。

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个展览，当傅雷对齐白石、溥心畬作品颇有微词的时候，时任全国美展编辑、上海市美术馆筹备主任的施翀鹏（1908—2000）则对展出的黄宾虹作品提出了批评：“至于他的作品，擅长山水，过去在《申报》发表了很多的纪游画，三峡、峨眉、桂林的独秀峰，等等，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不过，他的山水，自居‘文人画’，题款跋语，大多传北苑、文、董等一脉，长处是丘壑很多，章法极有变化，就是皴法太乱，层次不很清楚，用笔很有书法意味，而魄力太小，用笔软弱，树法亦支离破碎，盖山水画中树木等于人的眉目，假定眉目糊涂，这个人便没有精神，甚至不像一个人！这点，不知宾虹先生自己的理论是怎样？最近他还在北平，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什么有如此作风？看看他的跋语，还是有本有源，北苑、思翁，难道北苑、思翁也有这种漆黑一团的作品吗？尝见两宋人画，虽然颜色浓重很多，但是层次总是分得很清楚。”40由傅雷和施翀鹏对是次画展中齐白石、黄宾虹出品的另类评价可看出，即便盛名如黄宾虹、齐白石者，学术界对他们的艺术认知与接受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

进入主流艺术视野时，黄宾虹是以山水驰誉画坛，齐白石则以花鸟擅名。后来，有学者更认为：“齐白石以其花鸟画笔墨趣味作的山水画，和黄宾虹以其山水画笔墨精神作的花鸟画，最初都得不到世人普遍的认可，而到最后又都赢得超凡的声誉。”41在此之外，黄宾虹兼擅画论及篆书，而齐白石兼擅人物和书法、篆刻，两人同时成为20世纪卓有建树的艺术大家。当然，必不可少的因素还在于，两人年龄相仿，又都同登寿域，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年近鲐背的两人能得到美术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1953年3月1日，夏承焘（1900—1986）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说：“午后访黄宾虹先生，过华东美专分校，适为宾老开九十寿辰展览会，到五百余人，谭启龙主席致词……近日北京寿齐白石九十三岁，南北两画家，老享盛名。”42可见其时两人一直是并称且同享盛名的，后来甚至有美术史论者将两人称为“南黄北齐”43或单独相提并论44，足见两人的地位是相颉颃的。

黄宾虹与友朋往还的信札，大抵可从侧面看出黄宾虹、齐白石两人在20世纪40年代艺术传播与社会接受状态。虽然作为私密的函件，黄宾虹在信中似乎表现出不屑与齐白石等价齐观的微妙心理，但在当时的艺术赞助人眼中，黄宾虹与齐白石等人的市场价位确实就是相当的。由于齐白石晚年活跃于京城，而黄宾虹虽然曾寓居京城，但晚年主要活动在杭州、上海，故两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市场又有南北之间的微小差距，但总体来看，黄宾虹和齐白石的市场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时是不相伯仲的。透过散落于信札中的吉光片羽，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黄宾虹和齐白石的艺术接受和传播状态。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视野中，黄宾虹和齐白石都是不可或缺的重镇，从鲜为人知的信札来解读其真实的艺术发展状态，可使得两人在美术史中的形象变得更为丰满与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