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基金股权激励造富五年分红超6亿，总经理个人王凡进账1539万

在公募基金行业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广发基金的股权激励机制却引发了关于 “利益绑定” 的深层争议。2020 年 12 月落地的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五家持股平台（嘉裕元、嘉裕祥等）合计持有公司 10% 股权，覆盖超百名核心人员，包括总经理王凡、明星基金经理刘格菘、傅友兴等高管与投研骨干。

根据广发证券年报披露的分红数据测算，2020-2024 年期间，员工持股平台累计获得分红 6.47 亿元。其中，2024 年员工持股平台分得 0.85 亿元，占当年公司总分红的 17%。总经理王凡通过间接持有 0.2379% 的广发基金股权，五年累计获得分红 1539 万元。

然而，高额的员工股权激励，并没有换来优异的业绩。根据新浪财经报道，2022至2024年广发基金旗下全部公募基金产品，累计给基民亏损了569亿元。

过去三年，广发基金90只基金跑输基准超过10%，其中，11只产品跑输基准超过40%，27只产品跑输基准超过30%。（详见报道链接：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aigcy/2025-05-27/doc-inexyvzy0183752.shtml）

广发基金股权激励下的管理层 “盛宴”：五年分红超 6 亿，总经理个人王凡进账 1539 万

在公募基金行业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广发基金的股权激励机制却引发了关于 “利益绑定” 的深层争议。

2020年12月，广发基金员工持股获批，员工持股平台公司为嘉裕元、嘉裕祥、嘉裕禾、嘉裕泓、嘉裕富（珠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五家企业，持股比例分别为3.87%、2.23%、1.55%、1.19%、1.16%，合计达到10%。

覆盖超百名核心人员，包括总经理王凡、明星基金经理刘格菘、傅友兴等高管与投研骨干。

广发证券历年年报的子公司分红中披露其持有54.53%的广发基金的分红，2024年广发证券从广发基金获得分红为4.6亿元。

按比例对应，广发基金员工持股5家公司去年获得分红约0.85亿元。

根据测算，2020年2024年，过去五年，广发基金员工持股平台公司已经获得5年的分红，累计获得分红6.47亿元。

其中，2024 年员工持股平台分得 0.85 亿元，占当年公司总分红的 17%。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发基金总经理王凡持有嘉裕禾（珠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3494%股权，嘉裕禾持有1.55%的广发基金股权。也就是说，王凡间接持有0.2379%的广发基金股权。

根据测算，王凡从2020年至2024年，五年期间累计获得公司分红1539万元，凸显核心管理层在股权激励中的高收益占比。

基民亏损与管理层收益的 “撕裂”：三年亏 569 亿，90 只基金跑输基准超 10%

然而，高额股权激励并未带来预期的业绩绑定效果。2022-2024 年，广发基金旗下全部公募基金产品累计为基民亏损 569 亿元，超 90 只基金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超 10%，其中 11 只产品跑输幅度超 40%，27 只超 30%。

从具体产品看，郑潜然管理的 “广发兴诚 A” 跑输基准 50.5%，三年回报 - 58.43%；刘格菘参与管理的 “广发创新升级” 跑输基准 47.43%，回报 - 49%；苏文杰管理的 “广发聚丰 A” 跑输基准 44.59%，回报 - 57.64%。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不仅未能实现业绩基准跟踪，更出现了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撤，暴露了投资策略与风险管理的双重短板。

“降薪令” 与股权激励分红的对冲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证监会近期提出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要求，“长期跑输业绩基准的基金经理降薪”，旨在强化管理层与投资者的利益绑定。

但对于实施员工持股的基金公司而言，这一政策的实际约束力被股权激励分红削弱 —— 即使基金经理因业绩不佳面临薪资调整，仍可通过股东身份获得高额分红。

以广发基金为例，员工持股平台的分红收益与基金业绩缺乏直接关联。2022-2024 年期间，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累计分红 3.25 亿元（2022-2024 年数据：1.13 亿 + 1.27 亿 + 0.85 亿），而同期基民亏损达 569 亿元。

这种 “旱涝保收” 的激励模式，引发市场对 “激励机制是否背离投资者利益” 的质疑：当管理层通过股权分红实现收益固化，其主动提升业绩的动力是否会被削弱？

股权激励的初衷与异化风险

广发基金的案例折公募基金行业股权激励的深层矛盾。股权激励的初衷是通过 “利益共享” 留住核心人才，但当分红收益远超薪资收入，且与基金业绩脱钩时，激励机制可能异化为管理层的 “收益保险箱”，而非风险共担的纽带。

数据显示，广发基金员工持股平台的分红主要来源于公司整体利润，而非单只基金的业绩表现。

这意味着，即使部分基金严重亏损，只要公司整体盈利，持股员工仍可享受分红。

这种 “大锅饭” 式的激励结构，与 “基金经理对单只产品业绩负责” 的行业要求存在本质冲突。

监管与市场的双重拷问：如何重构激励约束平衡？

面对此类现象，监管层与投资者不免追问：

激励机制是否需要 “穿透式考核”？

能否将持股平台的分红与基金长期业绩挂钩，而非简单与公司利润绑定？信息披露是否足够透明？

基金公司是否应披露持股员工所管理基金的业绩与分红关联数据，接受投资者监督？行业伦理如何重建？

当 “同甘共苦” 沦为口号，基民亏损与管理层高收益的反差，是否会透支行业公信力？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广发基金的争议为行业敲响警钟：股权激励不应成为管理层的 “收益护城河”，而应成为连接投资者利益的 “责任链”。

唯有将激励机制与长期业绩、风险共担深度绑定，才能避免 “重激励、轻约束” 的制度失衡，真正实现基金行业 “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