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上海租界出现第一辆人力黄包车。当第一位中国黄包车夫阿四拉着英国商人约翰逊穿过上海南京路的时候,围观的民众不禁惊呼道:“这铁皮怪物比轿子快多了!”
这样,民众发觉人力黄包车是一种优于传统的轿子和马车,更利于出行的便捷交通工具。于是,人力黄包车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主要都市普及开来。
可笑的是,人力黄包车在晚清掀起的“交通革命”,也算是迟到了。早在十五世纪的欧洲,意大利著名画家、科学家达芬奇已经有了人力车设计的草图,该设计包含了车轮、座椅以及可供人拉动的结构,但这只是停留在图纸的阶段。
之后,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为了满足城市人短途出行的需求,1869年日本一位叫铃木德次郎的工匠,根据达芬奇对人力车图纸的构想,发明了人力黄包车。这一种车由一人拉行,成本比较低,轻巧便捷,能满足民众短暂出行的需要,在城市交通发挥重要的需用。
当黄包车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的短途交通工具时候,很多网友也好奇,中国自古都是泱泱大国,人口之多胜于欧洲和其他国家,劳动力也是非常廉价。但为什么以劳动力著称的泱泱大国,靠人为主要动力的人力车没出现,直到近代才从日本引进这一交通工具,才能接受人力车为城市短途的主要交通工具呢?背后也是近代中国百年科技落后于世界的原因。
在黄包车没普及之前,中国古人出行一般是靠着轿子和马车。轿子主要依靠轿夫抬行,纯粹就是靠人力的堆积为动力,毫无科技含量。马车是以马匹为动力,所谓“路遥知马力”,驱动力就是深处的轮子。但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在古代中国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把轿子的人力和马车的轮子相结合,发明出黄包车呢?原因有这些:
一 缺乏三个关键的黑科技
古代中国,缺乏三个制造人力车的黑科技。
第一,缺乏滚珠轴承
中国古代的马车车体,很多都是木质结构,车轮是用木头架子做成,没有钢材辅助。因此,木头做成的轮子仅有厚重的轮辐,造成车轮与车轴之间的摩擦力增大。当车行走时候,车轮的木头轮轴直接滚动,即便涂抹香油,摩擦阻力依旧巨大。
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全实木车身本就沉重,若再载人,常人根本难以拉动,只能靠着马匹拉动。但黄包车的关键部件—滚珠轴承,直到 1794 年才被发明。滚珠轴承属于精密机械范畴。可是当时中国处在清朝初期,闭关锁国,没有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制造出来这一黑科技。
滚珠轴承
即使清朝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尚未具备制造滚珠轴承的工业能力。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祥子辛苦攒钱买一辆黄包车需要一百大洋,其中轴承就占了 80 块,大多数从国外进口的,足见其价值不菲。
第二 缺乏避震系统
黄包车能获得普及,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城市必需有硬化铺装的路面。但古代中国都是路面状况不佳,多为土路。晚唐时期出现的青石板路已属上乘。土路虽然是路,但缺点是车轮易陷,行路颠簸严重。这也使古代中国皇帝出行就遵循“能坐船就不坐轿,能坐轿就不坐车” 的原则,就是因为马车行驶起来太过颠簸,还是做船和轿子比较舒服。
为了避免颠簸,古代对马车的减震方式仅是在车厢底部铺设厚厚的稻草,但效果并不理想。减震弹簧发明于 1804 年,也就是工业革命时代。减震弹簧的发明,有效缓解车体在行驶中的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这一技术的应用需要金属加工和材料科学的支持,但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没办法生产这一黑科技。
黄包车的减震弹簧
第三,缺乏橡胶轮胎
橡胶轮胎的发明和应用,乃是人力黄包车能够平稳行驶的重要条件。但橡胶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在19世纪末期主要通过进口获得,中国缺乏橡胶生产和加工的技术基础。
现在,我们看看人力车发明的背景。在十九世纪中期,伴随着工业革命进程,城市化进程迅猛,城区道路不断拓宽和联网,1850 年前后,沥青路面在法国出现并普及全球,为人力交通工具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时候的西方国家,自行车引领着人力交通工具的发展,从结构设计的提升,到链条、钢质辐条和充气轮胎的应用。
因此,当1869年日本铃木德次郎的工匠发明人力车的时候,西方国家发明的自行车与现代自行车是相似了。当时,铃木德次郎借用了自行车的很多技术,如充气轮胎,以及西方制造的滚珠轴承和金属加工技术,这为黄包车的制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发明了轻便结构的人力车。
橡胶轮胎
此时的晚清,却处在农业社会,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和西方,缺乏工业基础,自然难以发明和制造黄包车这样的机械交通工具,只能从日本引进。
三 古代中国“人力红利”的陷阱
古代中国人口众多,也是制约交通工具革新的重要原因。如清初,经过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中国人口曾现爆发式的增长。康熙年间,全国人口便已突破 3 亿大关,然而土地资源却未能与之匹配,人均耕地仅 3.5 亩。
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在田间辛苦地工作。从收入对比来看,当时清代农民的日均收入极为微薄,仅 0.1 两白银。换算过来,在今天相当于 10 个鸡蛋的价值。
但此时,远在欧洲的英国,农民的日均收入却达到了 0.7 英镑,这一数字折合成鸡蛋,约为 100 个。从经济收入的数字差异,可以直观反映当时中国农民可谓是廉价劳动力,辛苦工作,收入微薄,处在劣势地位。
在劳动力廉价情况下,对于广大底层民众来说,任何需要投入一定资本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推行。以明代发明的 “水转翻车” 为例,这一灌溉工具在当时堪称先进,利用水力进行灌溉,能极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但是,“水轮翻车”这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缺点在于维护成本过高。这对于收入微薄,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来说,自然是不愿意花大钱去维护这一具有科技含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他们宁愿用最原始和最耗费人力的方式,就是肩挑水桶,步行十里去灌溉农田。
可以看待,农民对原始农业生产方式无奈选择,深刻揭示在古代中国劳动力廉价的背景下,先进交通及生产工具难以推广的困境。再加上古代中国农业社会,城市化程度低,人们对于出行欲望不大,自然也缺乏交通工具革新的动力,自然诞生不了人力车。
四 文化限制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科技含量的“指南车”、“木牛流马”,但却无人愿意改进出行的交通工具——轿子。这也就是因为轿子在古代乃是权贵阶层的专属标志。要知道,当时一顶官轿的配置是非常奢华,需要20名轿夫赖抬行,每日消耗的白银高达2两,乃是普通民众不能企及的奢侈消费。
所以,轿子代表的权力和地位的特权,远远超过作为交通工具的实用性。官员喜欢坐轿子,也就是享受众多轿夫的伺候,彰显自己的尊贵地位,享受被人簇拥的感觉,并不是喜欢交通的便捷。
在这一种观念的驱使下,即使存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改进轿子,但官员不愿意改进轿子,民众也坐不起轿子,自然也缺乏推动变革的动力,从而导致古代中国出行交通工具都是停滞不前,阻碍了交通工具的革新和发展。
从文化上看,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古代中国,对技术创新都是持着保守态度,都是强调对社会秩序、道德伦理以及对传统的尊崇,任何改变现有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技术创新,常常被视为离经叛道,自然也阻碍了交通工具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所以,当晚清英国传教士第一次在广州展示人力车,清廷斥之为“洋人妖术”。
中国虽然没能独立发明黄包车,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从日本引进了黄包车,并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迅速普及,这也是因为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人口密集度增加,传统的轿子和马车难以满足短途交通的需要,自然需要普及轻便又灵活的黄包车。
虽然黄包车是人力车,但在晚清时候属于不折不扣的进口“黑科技”。但最令人深思,就是当晚清1847年,人力黄包车第一次在上海街头出现,纽约的高架蒸汽火车已在曼哈顿穿梭,日均运送乘客达 10 万人次。1910年,人力黄包车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大都市普及时候,英国的有轨电车已运行了 30 年。
结语
虽然人力车的盛行,使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交通技术飞跃,可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北平人力车工会还组织起来捣毁电车。直到1956年上海的最后两辆黄包车被送进博物馆,为黄包车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两年后1958年,美国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索者1号”。
现在,你认为导致近代中国交通科技的落后,主因是文化还是其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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