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学星河中独特的光芒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孙犁宛如一颗散发着别样光辉的星辰，占据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1913 年，他诞生于河北安平这片充满质朴气息的土地，直至 2002 年，走完了近九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早在 1930 年代初期，孙犁于北平求学之时，便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与憧憬，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初步探索之旅。然而，真正引领他找准创作方向、踏上辉煌创作之路的，是那场深刻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在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孙犁以笔为剑，创作出一系列反映抗战生活的佳作。这些作品并未刻意渲染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将笔触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细腻地勾勒出战争背景下中国农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与温暖人心的情感世界，宛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从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至 1956 年，堪称孙犁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阶段，他创作了诸如《荷花淀》《芦花荡》等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坚实地位。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195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如暴风雨般袭来，孙犁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严重的神经衰弱迫使他长期住院治疗，这一停笔便是二十余年。直至 70 年代末期，当中国社会迎来新的历史转折，如春风吹拂大地，万物复苏，孙犁才重新拿起笔，开启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200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孙犁全集》共 11 卷，宛如一部厚重的史诗，完整地呈现了这位作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学足迹，让后人得以领略他文学世界的博大精深。

纵观孙犁的创作历程，两个阶段的作品风格虽存在明显差异，但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文学艺术那份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诚然，我们必须承认，孙犁的创作并非完美无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对政治、社会、历史的思考深度相对有限，对人生的理解也未必达到至高境界。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浅显”的特质，反而成就了他作品独特的魅力。孙犁从不刻意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而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敏锐的观察，用平实而真挚的笔触描绘普通人的生活画卷。他的作品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却从未沦为时代的简单传声筒。无论处于哪个创作阶段，孙犁都始终坚守艺术上的独立性，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够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如陈年佳酿，越品越香。

“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精准地道出了孙犁文学创作的核心追求。在语言艺术方面，孙犁与稍晚成名的汪曾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在 1980 年代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其语言干净利落，却又意味深长，平易自然中透着清纯新颖，让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仿佛一股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汪曾祺曾坦言：“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这种将语言视为文学本体的观念，在 1980 年代的中国文坛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具有相当的先锋性，被视为对中断数十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接续与复兴，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孙犁的语言追求与汪曾祺有着相似的取向。他笔下的文字洗练而不失韵味，朴素中蕴含着真章。无论是描绘白洋淀那如诗如画的芦苇荡，还是刻画抗战时期农村妇女那坚韧而又温柔的形象，孙犁都能用最经济的笔墨勾勒出最生动的画面，仿佛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寥寥几笔，便能让人物跃然纸上。他的语言看似简单，实则经过精心雕琢，每个词句都恰到好处，既不过分雕琢而显得矫揉造作，也不流于粗疏而失去文学的韵味。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既源于他对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如同汲取了千年文化的精髓，又得益于他对民间语言的吸收消化。孙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表现力的口语，经过艺术的加工与提炼，融入自己的创作，使作品既保持了文学性，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带着泥土的芬芳。

孙犁的文学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或许正是这种对语言的虔诚态度。在政治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他宛如一位孤独的行者，坚持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言说，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在文学被赋予过多社会功能的语境中，他始终铭记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如同守护着一座神圣的殿堂。

口语美学：原生态的文学滋养

孙犁对“口语美”的追求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如同一条红线，串联起他不同阶段的作品。这位作家晚年曾深情回忆：“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这番朴实无华却又饱含深情的告白，道出了孙犁文学语言的根基所在。母亲和妻子都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们的语言未经雕琢，却饱含着生活的智慧与情感的温度，如同未经打磨的璞玉，散发着自然的光芒。孙犁将这种原生态的口语融入文学创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让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种对口语的珍视与同时代的诗人艾青不谋而合。1939 年，艾青在《诗的散文美》中提出：“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艾青认为，从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因为散文更接近口语的自然状态，如同从精致的宫廷舞蹈走向了充满活力的民间舞蹈。孙犁的作品印证了这一观点，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经过精心锤炼。在《荷花淀》等作品中，老温、老常等农民角色的语言既保留了口语的鲜活特质，又剔除了日常对话中的冗余成分，如同经过筛选的珍珠，颗颗晶莹剔透。“黑间白日”“不对辙儿”“小狗龇牙儿”这类富有表现力的方言俗语，经过孙犁的艺术处理，既不失生活气息，又具备了文学美感，仿佛为作品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孙犁的“洗炼口语”过程是一种高超的语言艺术。他像一位技艺精湛的淘金者，从粗糙的矿石中提炼出闪亮的金粒。这一过程需要敏锐的语感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如同炼金术士需要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孙犁做到了既保留口语的基本用语和句式，又去除了口头语常有的零乱、杂沓和含混。他笔下的人物语言各具特色：老温说话直来直去，如同疾风骤雨，毫不掩饰；老常则讲究抑扬顿挫，时而四字句，时而五字句，时而三字句，节奏富于变化，如同山间的小溪，时而潺潺流淌，时而奔腾跳跃。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展示了孙犁驾驭语言的精湛技艺，仿佛一位指挥家，能够指挥出不同风格的乐章。

简洁是孙犁语言艺术的显著特征，但并非他唯一的追求。他深谙“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的修辞之道，如同一位高明的厨师，懂得根据食材的特点和客人的口味来调整烹饪方式。在需要渲染氛围或表达复杂情感时，孙犁也会不吝笔墨。比如描写白洋淀风光时，他会用一连串的短句铺陈画面，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刻画人物心理时，他又会采用细腻的笔触层层递进，让读者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繁简得当的处理，使他的作品既有明快利落之美，又不失深沉厚重之感，如同交响乐，既有激昂的高潮，又有舒缓的乐章。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对口语的推崇并非简单的“土语入文”。他反对那种不加选择地照搬方言的做法，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是对口语的提纯和升华，如同从粗茶中提炼出香茗。在《文学短论》中，他强调作家要“从群众语言中吸取营养”，但必须经过“消化”和“改造”。这种辩证的语言观使孙犁的作品既接地气，又不失文学品位。他笔下的农民说着农民的话，但这些话已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仿佛将民间的智慧升华为了艺术的瑰宝。

苦涩幽默：生命体验的智慧结晶

孙犁的文学形象常被定格为严肃朴实的乡土作家，仿佛与幽默绝缘，这种印象如同将寒梅与荷花强行并列般牵强。然而，当我们细读孙犁的作品，从早期《荷花淀》到晚年《耕堂劫后十种》，会发现一种独特的幽默质素始终若隐若现，如同夜空中的流星，偶尔划过，却能照亮人们的心灵。这种幽默不同于插科打诨的滑稽，而是源自生命体验的苦涩智慧，与孙犁晚年散文标志性的坦诚品格密不可分，仿佛是他在历经沧桑后对生活的一种豁达态度。

与当代某些作家刻意追求“段子化”的幽默不同，孙犁的幽默从不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命体验，如同扎根于大地的树木，有着坚实的根基。他在《乡里旧闻》中描写农村老汉“老梁”：“他说自己年轻时力气大，能扛起碾场的石磙。后来我亲眼见他试了试，连挪动都困难，就笑着说：‘老梁，石磙长在地里了。’他红着脸说：‘是年头久了，石磙长胖了。’”这段对话既展现了农民可爱的虚荣，又透露出岁月无情的真理，幽默中带着温暖的宽容，仿佛是一位长者在讲述着生活的趣事，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生活的无奈与美好。

孙犁晚年的幽默往往与死亡主题相关，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厚度，如同在黑暗中闪烁的烛光，给人以温暖和希望。在《病期经历》中，他写自己住院时遇到的各种趣事：同病房的老干部坚持要在病床上听文件传达，结果听着听着就打起呼噜；护士严格限制探视时间，却对提着水果篮的人网开一面。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讽刺，经过孙犁白描式的记录，既揭示了特殊年代的人情世态，又展现出他对苦难的超越态度，仿佛是一位智者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依然能够保持一颗乐观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的幽默感随着年岁增长而愈发明显。年轻时以《荷花淀》成名的孙犁，文字清澈如水，如同山间的清泉，纯净而透明；晚年历经磨难的孙犁，文字则如陈年佳酿，苦涩中回甘，仿佛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更加醇厚。这种变化不是风格的刻意转变，而是生命阅历的自然沉淀。他在《曲终集》后记中写道：“文章写到老来，就像人活到老来，总要露出些本相。”正是这种对本相的坦然呈现，使他的幽默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仿佛是一位老友在与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让你感受到他的真诚与豁达。

孙犁式的幽默建立在对人性弱点的深刻理解之上。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嘲笑他人，而是将自己也置于被观察的位置，如同一位平等的观察者，用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的弱点。在《报纸的故事》中，他写自己年轻时给报社投稿的窘态：“每次寄出稿子，就天天往收发室跑，看见穿绿衣服的就心跳。退稿信来了，躲在厕所里拆开，看完撕碎扔进茅坑。”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消解了文学青年常有的矫情，展现出难得的真诚，仿佛是一位年轻人在面对自己的失败时，能够坦然地接受，并从中汲取教训。

这种自然天成的幽默，如同山间野花的芬芳，不事张扬却沁人心脾。它不同于当下流行文化中那种刻意讨好的搞笑，而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透彻观察与对自我的诚实面对。孙犁用他特有的方式证明：最高级的幽默往往与悲剧相邻，最会心的笑声可能含着泪水，如同在黑暗中绽放的花朵，虽然身处困境，却依然能够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生命坦诚：本真自我的文学呈现

孙犁晚年的文字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最本真的生命状态。这位历经沧桑的作家在晚年散文中展现出的坦诚品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仿佛是一股清流，冲刷着文学世界中的虚浮与造作。他毫不避讳地记录自己生命中的情感经历，在《书信》中回忆保定求学时给心仪女孩写信的往事：“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这段文字如同一位少年在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心事，充满了青春的懵懂与纯真。

在延安窑洞学唱京戏的经历，被孙犁记录在《戏的续梦》中。他坦言因向一位女同志学戏而产生爱慕之情，最终却以痛苦收场。这种对情感挫折的直白书写，打破了传统文人对私密情感的讳莫如深，如同一位勇士，敢于揭开自己内心的伤疤，让读者看到他真实的一面。青岛疗养期间与年轻女护理员之间朦胧的情愫，则被写入《病期经历》和《无花果》。那个分食无花果的细节令人难忘：“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这段注定无果的感情，在孙犁笔下既美好又感伤，仿佛是一首悠扬的乐章，虽然旋律有些哀伤，但却充满了诗意。

除了情感领域的坦诚，孙犁对自身性格弱点的揭示同样令人敬佩。他多次在散文中坦言自己在钱财上的“吝啬”。《画的梦》中他承认因为“有些吝啬”而错过了收藏名画的机会；《钢笔的故事》里他自嘲“有什么好东西，总是放着，舍不得用”；《谈赠书》中更直接宣称：“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薄情的人。”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剖析，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实属罕见，仿佛是一位修行者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过错，追求心灵的净化。

这种双重的坦诚——既坦诚情感，又坦诚弱点——构成了孙犁晚年散文最珍贵的品质。在当代散文创作中，我们见多了作家的自我美化与情感夸张。有人刻意渲染苦难以博取同情，如同在舞台上表演着一场悲情的戏剧；有人夸大成就以塑造形象，仿佛是一位骄傲的将军在炫耀自己的战功；更有人虚构情感经历来吸引眼球，如同一位魔术师在变着虚假的戏法。相比之下，孙犁的坦诚如同清泉，洗去了文学表达中的虚浮与造作。他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最真实的文字往往最有力量，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虽然外表朴实，但却蕴含着无尽的价值。

孙犁的坦诚还体现在对创作本身的反思上。他从不讳言自己作品的局限，也坦然面对批评。在《文集自序》中，他写道：“我的文章，好的少，平常的多。有些篇当时觉得还好，过些时再看，就发现许多毛病。”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与那些自视甚高的作家形成鲜明对比，仿佛是一位清醒的智者，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作品，不断追求进步。

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如此全面而深入地袒露自我的作家并不多见。古代文人如苏轼、袁枚虽有个性化的散文，但受制于时代局限，难以在情感领域完全放开，如同被束缚在笼子里的鸟儿，无法自由地飞翔；现代作家中，巴金在《随想录》中展现了道德勇气，却较少涉及私人情感，仿佛是一位严肃的长者，在谈论着社会的大事；汪曾祺的文字通透洒脱，但更多展现生活趣味而非生命深度，仿佛是一位悠闲的旅人，在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孙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与普通人的情感体验融为一体，既不高高在上，也不流于庸常，仿佛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心灵世界。

战争美学：诗意与残酷的独特融合

孙犁笔下的战争场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这位以《荷花淀》闻名的小说家，创作了大量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却在这些描写暴力冲突的文本中刻意回避了血腥描写。这种对暴力的诗意化处理，构成了孙犁战争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征，仿佛是在黑暗的战争画卷中描绘出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在《荷花淀》的水上伏击战中，手榴弹爆炸后的水面漂浮着各种战利品，唯独不见一丝血迹。这种描写并非偶然，而是孙犁有意识的美学选择，如同一位画家在创作时，刻意选择了明亮的色彩，来掩盖战争的残酷。

《芦花荡》中那个智杀鬼子的经典场景，将这种美学追求体现得更为明显。当锋利的钩子穿透日军士兵的大腿时，孙犁只写他们的挣扎与惨叫，对必然出现的鲜血却只字不提。老头子用竹篙狠砸鬼子脑袋的画面，本应是血肉横飞的残酷场景，在孙犁笔下却变成了“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的奇特比喻。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复仇行动的见证者是一位躲在芦花丛中的少女，她的存在为血腥暴力蒙上了一层诗意的面纱。孙犁似乎在告诉我们：战争固然残酷，但文学不必完全复制这种残酷，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苦难中寻找希望。

《杀楼》中便衣队突袭日军炮楼的情节，将这种“去血腥化”的写作策略推向极致。五个鬼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被同时击杀，本该是血流成河的场面，孙犁却写得如同无声的默剧：“简直没有一点声音”。用杀猪刀割开脖子的细节，在现实中必然伴随鲜血喷涌，但小说中只见“明亮亮、冷森森的宰猪刀”，不见鲜红的血液。这种对暴力结果的刻意回避，使孙犁的战争小说呈现出一种近乎超现实的美感，仿佛是一场梦幻般的战斗，让人在感受到战争的紧张氛围的同时，又不至于被血腥的场面所震撼。

孙犁这种独特的战争书写方式，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形成鲜明对比。在抗战文学中，血腥描写常常被用作激发民族仇恨的手段。丘东平的《第七连》、吴强的《红日》等作品，都不乏对战争残酷性的直接呈现，如同在伤口上撒盐，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战争的痛苦。相比之下，孙犁的克制显得尤为特别。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对战争认知的不同，而是艺术追求的迥异。孙犁似乎更关注战争中的人性光辉，而非暴力本身，如同在黑暗中寻找人性的闪光点，让人们看到战争中依然存在着善良与美好。

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孙犁的个人经历和文学观念密不可分。作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他深知真实的战场是什么样子。但在文学创作中，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含蓄的表达方式。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中“含蓄为美”理念的继承，也是作家个人气质的自然流露。孙犁曾表示，他追求的是“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对血腥描写的省略，正是这种美学追求的体现，如同一位诗人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

孙犁的战争书写还体现了他对农民游击队员的独特理解。在他笔下，这些拿起武器的农民保持着日常生活的智慧与幽默。《芦花荡》中的老头子用捕鱼的方法对付鬼子，《杀楼》中的便衣队员用杀猪的技艺消灭敌人，这些情节既展现了民间智慧的力量，也淡化了暴力本身的残酷性。孙犁似乎在说：抗战不仅是枪炮的对抗，更是两种生活方式的较量，如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碰撞中相互较量。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孙犁的战争小说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抗战叙事。在民族救亡的宏大主题下，他找到了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这种既参与时代主题又保持艺术个性的写作姿态，对后来的作家如汪曾祺、贾平凹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孙犁式战争书写的回声——那些关注战争中人而非战争本身的作品，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如同在喧嚣的世界中，一首悠扬的乐曲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