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白劳
清晨五点,王宝就拄着拐杖起来了。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望着这座父母留下的四合院。四间正房、两间厢房围成的天地,是他三十八年人生的全部轨迹。
十二岁那年,一场高烧改变了他的命运。赤脚医生一针过量的青霉素,让他左腿永久萎缩。民政局评的三级残疾证,成了他第一张人生标签。
“宝儿,腿不行,脑子行!”母亲生前总这样鼓励他。的确,他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硬是把高中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二十一岁那年,他收到了省城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那年,他揣着优秀毕业生证书,跑了二十多家单位。每次面试官的目光扫过他的拐杖,笑容就凝固了。“等通知吧”成了他听过最多的话。
回到村里,老村长拍着他的肩:“宝啊,留下吧。村里缺文化人。”
在村委资助下,王宝开了村里第一家小超市。他脑子活络,谁家缺什么他都记在本子上,下次进货一定捎来。生意越来越好,老村长常带着小女儿芳芳来帮忙。
芳芳有双会说话的眼睛,只是偶尔会突然失神——她患有癫痫。村里人说亲的不少,但听说这病,都打了退堂鼓。
那年中秋,老村长抿着酒说:“宝啊,你要不嫌弃,芳芳就交给你了。”
王宝看着低头绞衣角的芳芳,想起这些年的照顾,重重地点了头。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芳芳发病越来越频繁,有时正吃着饭就突然抽搐倒地。王宝不敢远离,超市生意渐渐耽搁。深夜他常被妻子的呻吟惊醒,一次次喂药、擦洗、守到天明。
十年过去,芳芳在一个春夜安静地走了。王宝握着妻子冰凉的手,泪如雨下。
葬礼后,王宝关了小超市。听说村小学缺老师,他拄着拐杖去找校长。
“我能教语文,英语也能带。”他在教室里即兴讲了篇《少年中国说》,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校长当场拍板:“明天就来!”
王宝备课到深夜,把课文编成故事,把数学公式编成顺口溜。他带学生到田间上课,讲《悯农》就看老农插秧,讲《赵州桥》就带他们去看村口的石拱桥。
孩子们成绩突飞猛进,县教委来人听课后,授予他“模范教师”称号。媒体报道他是“乡村张海迪”,王宝只是笑笑:“我就是个教书的。”
家长们感激不尽,这家送蔬菜,那家请吃饭。媒人也上门了:“王老师,村东刘家姑娘不嫌弃你腿脚...”
王宝都婉拒了。学生们需要他,这就够了。
直到那次教师体检。
“王老师,您最好去省城复查一下。”医生欲言又止。
检查结果很残酷:直肠癌晚期,多处转移。
回村的路上,王宝格外平静。他望着绿油油的稻田,想起芳芳最爱说的:“活着就好。”
消息传开,村里炸了锅。最先来的是老村长夫妇。
“宝啊,你这病得治!”老村长握着女婿的手,“钱不够,家里卖牛也给你治!”
村长夫人抹着泪:“你小舅子快结婚了,要不你先立个遗嘱,把院子留给他?好歹是一家人...”
接着是村委会主任:“王老师,你这院子要是捐给村里做养老院,可是积德啊!”
王宝只是微笑:“让我想想。”
深夜,他拄着拐杖在院里踱步。父母的音容笑貌,芳倩的身影,孩子们的笑声,在脑海里交织。
第二天,他请来了律师和公证员。
遗嘱内容震惊了所有人——院子捐给村委会,但必须建乡村少年宫,并且命名“芳芳少年宫”。
“为什么?”老村长拍桌而起,“我们待你不薄!”
王宝平静地说:“爹,我记得您的好。但少年宫能让更多孩子有地方看书学艺。芳芳要是知道,也会高兴的。”
老村长摔门而去。
王宝的病越来越重,上课时常疼得冷汗直流。学生们悄悄在他讲台下放软垫,家长轮流送饭熬药。
弥留之际,他望着窗外的石榴树,轻声对守候的同事说:“告诉孩子们...好好读书...”
出殡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学生们捧着白花,哭声震天。老村长一家始终没露面。
三天后,村委会整理遗物时,在王宝枕下发现一封信:
“爹娘:院子留给弟弟,我另买了城里的商品房给他。少年宫用地我已经用积蓄买下东头三亩地,相关批文都在抽屉里。原谅我的谎,唯有这样说,才能让少年宫顺利建成。芳芳最爱孩子,这样最好。”
老村长夫妇读到信时,老泪纵横。
次年春天,“芳芳少年宫”拔地而起。每到周末,里面书声琅琅,琴声悠扬。
老村长常坐在少年宫外的石凳上,望着门口王宝和芳芳的合影,轻声说:“宝啊,爹错了...”
夕阳西下,少年宫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飘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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