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参谋长与徐海东就韩先楚处分问题激烈争执

1935年10月，教员在同有关同志谈起“民族政策”的话题时，不由得提及两个月前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的红25军政委吴焕先：

作为红25军实至名归的“军魂”，吴焕先在鄂豫皖一带的大别山子弟兵心目中，更像是一位慈父，日后威震敌胆的韩先楚、刘震、张池明、陈先瑞等红25军走出的将军们，无一不惦念着吴焕先的恩情。

而提起吴焕先的牺牲，红25军上下更是有着诉不完、道不尽的意难平……

四方面军长征前，红25军属于留守根据地的一支部队，其主要指战员便是吴焕先、徐海东和程子华三人，又被战士们形象的称之为“铁三角”。

1934年4月，吴焕先率领重建后的红25军与徐海东由皖西带来的红28军顺利会师，两支队伍整编后仍沿用红25军的番号，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军长。

半年后，徐海东主动让贤，将军长一职礼让给刚被派到苏区工作的程子华，自己则担任副军长一职。至此，红25军的“铁三角”组合正式形成。

吴焕先统筹全局，沉稳干练；徐海东指挥军旅，作战勇猛；程子华运筹帷幄，卓识远见，三人的合作足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不过，在三人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挥员角色——时任红25军参谋长的戴季英。

提起戴季英，很多人最先映入脑海的，大概是建国后他主动向上级写信“邀功要官”的那段啼笑皆非经历。其实，戴季英在四方面军历史上一直是个比较复杂的人。

一方面他对敌斗争坚决，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因自身性格问题，屡次在内部关系处理中被视作“不可救药”的存在。

在当时的红25军中，戴季英的资历其实并不逊色于吴焕先。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利后率鄂东部队撤退到木兰山下的闵家祠堂。

面对仅剩72名战士、42支长枪、11支短枪的绝境，戴季英果断批评并遏制了队伍中的“解散”言论，保住了黄麻起义仅存的革命火种。从某种意义上讲，戴季英为四方面军作出的贡献，与南昌起义后朱老总从天心圩整军到井冈山会师的作用相类似。

也正因如此，戴季英在红25军中有很高的话语权。不过，他注重个人权威、患得患失的一面却愈发显现出来，并在队伍内部大肆展开了所谓的干部“筛查”行动，使得一大批人无辜受到牵连。

吴焕先在25军之时，尚能借威望压一压戴季英的锐气，而随着吴焕先的牺牲，初来乍到的程子华本就是“空降”到25军中的干部，再加上长征中负伤昏迷了两三个月，25军的担子基本都压在了代理军长徐海东和参谋长戴季英二人身上。

可偏偏徐海东与戴季英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徐海东作战勇猛，为人正直豪爽，而戴季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行事也比较随性，二人之间很难形成默契。

有意思的是，早在长征之初红25军与国军第61师血战庾家河时，全军团以上干部全都坚守在一线，唯独戴季英事不关己，自己躲在后方睡觉。事后，面对吴焕先措辞严厉的批评，戴季英竟将老搭档徐海东拉过来为自己证明。

孰料徐海东为人正直实在，竟也直言不讳的说出戴季英生活散漫、工作缺乏责任感的缺点，令对方颇有微词。自此之后，戴季英倚老卖老，居功自傲的作风更加明显。

红25军强渡马莲河进入甘肃境内后，因为过于疲惫而选择在合水县的板桥镇进行短暂休整。但迫于甘肃境内“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压力，徐海东果断下令部队于当晚凌晨1点全军开拔。

就军事角度而言，夜间行军不易被敌军发觉，且红25军本就擅长夜战，一旦遭遇敌军也可迅速占据主动，进退自如。只是，戴季英却以部队长途行军过于疲劳为由，坚持天亮后再出发。

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徐海东本不应有所犹豫，但出于团结的考虑，便更改为第二天清晨5点自己带先头部队223团打前站，戴季英率军部和断后的225团尽快跟上。

殊不知，徐海东前脚刚走，戴季英懒散拖延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让战士们不急不慢的吃完早饭，又将部队集结起来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训话，完全将徐海东那句“尽快跟上”的命令抛在了九霄云外。

也正在戴季英慢条斯理的训话间隙，西北“五马”之一的甘肃军阀马鸿宾向自己的骑兵团长马培清下达了对红25军“追剿”的命令。

一来长期盘踞甘肃的马鸿宾树大根深，早已将地盘视为自己的全部生命，对“不请自来”的红军自然会下大力气“清剿”；二来马鸿宾的部队此前与25军在汭河一战交手后大败，麾下的208团全军覆没，自己的亲侄子、208团团长马开基也死于乱军之中。

无论是马鸿宾还是徐海东，都非常清楚一点：红25军和马家军的恩怨一旦结下，就免不了在战场上以命相搏。但另一边的戴季英却明显低估了马鸿宾的决心，更低估了马家军骑兵的追击速度。

结果，尚未出发的戴季英便与追赶至外围阵地的马家军骑兵部队接上了火。马培清摸准了红25军缺乏重武器的弱点，严令手下骑兵不惜一切代价猛冲红军阵地。

不擅军事指挥的戴季英只能赶鸭子上架，临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可关键时刻，他的一系列部署又出现了严重失误。

戴季英让新兵居多的225团2营和3营原地实施阻击，而让老兵最多的1营保护军部先行撤离。由于2营、3营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被马家军骑兵一冲即垮，只能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收拢。1营战士因掩护军部行动，一时半会也难摆脱骑兵追击。

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徐海东亲率一个重机枪连火速回援，并在锦坪塬构筑简易阵地，硬生生用3挺重机枪将马家军的冲锋逼退，成功掩护前线部队撤离。只是，这样一来，徐海东自己的位置也就随之暴露了。

狡猾的马家军随即将进攻方向转向锦坪塬，徐海东当即下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敌军临近才骑白马疾驰而退。

看到前方阵地上有骑白马之人，马培清下意识的判断此人大概率就是徐海东，随即让骑术精湛的士兵边追赶便高喊“活捉徐海东”。早已做好殊死一搏准备的徐海东，在关键时刻遇到了前来接应的红25军223团1营战士，随即以密集的火力网将马家军骑兵击退。

原来，223团一营教导员刘震在侦察敌情时，发现一队骑兵正由锦坪塬急速追出战场，他断定是军长徐海东遇到困难了，而后便同营长韩先楚一同带两个连赶往增援。

面对机动灵活且占据火力优势的马家军，韩先楚和刘震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奋力拼杀，险些陷入敌军合围之中。

顺利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后，红25军顺利进入陕甘苏区。

板桥镇一战，红25军伤亡近300人，225团团长方炳仁牺牲，营长陈彦启被俘，不少干部战士在被打散后，历经艰险才得以顺利归队。

假使没有徐海东的及时回援，红25军军部和225团怕是难逃在板桥镇折戟的命运，包括徐海东、韩先楚、刘震等日后家喻户晓的开国将领们也都近乎一并栽在马家军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戴季英事后将责任一股脑儿的推到了红225团副团长张震东身上，不仅主张严惩对方，甚至提议对“救援不力”的韩先楚和刘震等人也给予处分。

殊不知，他的话刚一出口便遭到徐海东义正言辞的发问：

徐海东一席话既镇住了戴季英，也稳定了红25军的军心。不久后韩先楚与刘震在重整后的红25军中被迅速提拔为主要战将。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和刘震刚参军时同一个班的老班长陈先瑞，在担任徐海东身边手枪团中队长期间，也曾有过拼死掩护对方突出重围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军大授衔中，韩先楚和刘震被授予开国上将，陈先瑞则被授中将军衔。一个班走出3位开国将军，并共同拥有救过同一位开国大将的经历，也算是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