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这时他万万没想到,黄蕙兰趁他不注意,默不作声跟着上楼。当听到屋内传来嬉笑吵闹的声音时,她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房门给踹开,顺手掂起了旁边的一壶水,毫不犹豫地浇在了顾维钧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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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热的茶水顺着他梳理整齐的银发往下淌,湿透的领结耷拉在胸前,而严幼韵慌乱中扯过的丝被滑落肩头,露出的珍珠吊带在月光下闪着冷光。这场景像极了三十年前黄蕙兰第一次在巴黎见到顾维钧时,他西装袖口磨出的线头,只是此刻更显狼狈。
1920年巴黎的深秋,19岁的黄蕙兰捏着母亲塞来的船票,在波特兰广场的使馆见到32岁的顾维钧。他领带歪斜地翻着《凡尔赛和约》草稿,袖口露出的棉线让她想起自家银器上的鎏金花纹——这个比她大13岁、带着两个孩子的鳏夫,竟被母亲称作“能让黄家跻身欧洲贵族的钥匙”。
婚礼上她戴着父亲送的南洋珍珠项链,听见宾客窃窃私语“糖王女儿嫁给二婚外交官”,而顾维钧正用她带来的嫁妆支付使馆的香槟费用。婚后第三年,黄蕙兰在伦敦拍卖行拍下康熙珐琅彩碗,准备送给英国首相夫人。顾维钧却把发票揉成纸团:“你戴的钻石别针太扎眼,别人会以为中国外交官靠老婆养。”
她望着镜中自己为外交晚宴精心盘起的发髻,突然想起出嫁前母亲说的“男人的面子比天大”。当她自掏腰包翻修破旧的使馆、用二十万美金在北京买下四合院时,顾维钧正在日内瓦会议上宣扬“中国的体面”,却从不提这些体面背后,是她父亲糖厂里日夜运转的压榨机。
1956年那个深夜,黄蕙兰攥着门把手的手在发抖。严幼韵的笑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这个靠亡夫遗产过活的女人,正用她送的印度香薰精油给顾维钧按摩。房门被踹开的瞬间,她看见严幼韵慌乱中披上的睡袍,正是去年顾维钧以“过于华丽”为由让她锁进箱底的那件。
茶水浇在顾维钧头上时,他眼里闪过的不是愧疚,而是被戳破伪装的恼怒:“黄蕙兰,注意你的身份!”这句话让她想起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顾维钧指着她腕上的翡翠镯子呵斥:“摘下!别让人觉得中国只有珠宝!”可转身他就用她的钱在会场建了座琉璃瓦牌楼。
此刻看着眼前这个头发滴水的男人,她突然明白三十六年婚姻不过是场交易:她用黄家的财富换“顾夫人”的头衔,他用外交官的体面换她的提款机。严幼韵的出现,不过是他终于找到个愿意欣赏他“穷酸自尊心”的买家。
离婚协议签字那天,黄蕙兰把顾维钧送的所有礼物堆在使馆门口:褪色的领带、补过的皮鞋、还有那只被他嫌“太招摇”的钻石别针。她带着父亲给的50万遗产定居曼哈顿,在中央公园旁的公寓里摆满南洋运来的兰花,再也不用为了顾维钧的“体面”藏起自己的珠宝。
1972年顾维钧在联合国的退休宴上,严幼韵穿着租来的礼服致辞,而黄蕙兰正在第五大道的画廊里,用流利的法语点评一幅印象派画作。她曾用这种语言在巴黎沙龙为中国外交斡旋,却从未得到过顾维钧一句真心的赞美。
1993年黄蕙兰百岁诞辰那天,曼哈顿的华人社团送来寿桃,她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想起1920年巴黎那场让她嫁给顾维钧的雪。临终前她把遗嘱交给律师,遗产中没有一件珠宝来自顾维钧,却有一整箱她用六国语言记录的外交笔记,每一页都写着:“我用糖王的女儿身份换过体面,却没换过一丝真心。”
而大洋彼岸的顾维钧纪念馆里,讲解员正指着一张泛黄的合影说:“这是顾大使与第二任夫人严幼韵,他们的婚姻体现了外交官的忠贞。”照片角落,黄蕙兰的身影被刻意裁去,像极了她被顾维钧从生命里擦掉的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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