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从日常生活看宋朝

◎唐山

“它（指宋代）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个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这是法国著名史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写下的话。它打破了以往历史课本中对宋代的刻板印象，不仅引发普通读者的“宋史热”，也带来“能否将宋代视为近代的前夜、现代的拂晓”等争议。

问题产生，缘于看历史的视角不同。正史关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问题”，则宋代腐败积弱无可回避，即明人黄震所称“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日常生活史聚焦于“大问题”如何抵达并左右个体，则宋代又有重视文教、经济繁荣、社会有活力的一面，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将两个视角（乃至更多视角）拼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宋朝。欲读懂它，朱瑞熙先生的这本《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3月）不可错过。

“历史解释”不等于“历史”

对于日常生活史，常有一种误解，觉得它的作用是补充感性材料，以印证正史：一提宋朝，言必称在理学影响下，转向“拘泥、保守和封闭”，所以唐代衣冠艳丽、宋代转向质朴。

可事实真如此吗？

如本书钩沉，宋代衣冠虽朴素，但“衣服无章，上下混淆”，阶层差距远小于唐，且更具开放性，靖康之变前，“大抵皆胡服”，士大夫斥为“服妖”（古人以奇装异服预示天下之变）。

况且，理学不主张衣冠复古，朱熹称：“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他甚至认为：“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

更重要的是，理学在宋代影响有限。宋徽宗时，新学当道，程颐名列“元祐党籍”，禁“聚徒传授”，朱熹一生立朝仅40日，宋帝“真正充分重视程朱理学，并使之取得思想学术方面的统治地位，更迟至南宋后期理宗时”。

可见，宋人服装质朴，别有原因。国家与社会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者影响力的传导方式相当复杂。特别要警惕“浪漫化想象”，以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有充分自主空间，其实这种能动性往往在整体性框架内。

比如宋代货币经济发展（北宋钱币铸造量最多时高出唐朝10多倍，并出现了纸币），传统贵族制解体，平民地位上升，女性地位却不如唐，多数女性无名字，连女仆无故都不能出中门，“夫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有的妇女在室内还用紫色盖头遮首；甚至女性坐椅子、兀子（无靠背的椅子），也会被视为没“法度”……

这种生产力进步、社会的某些指标反而退步的现象，透露出宋代惊人的复杂性。读史最忌错误归因，当正史布下内部逻辑贯通、循环自证的迷宫时，日常生活史可刺破其坚硬的外壳，令人顿悟“历史”与“历史解释”的不同。

找到日常生活史的整体性

换一个人写这本书，恐怕会聚焦在“宋朝人究竟是两餐制还是三餐制”“宋朝大臣见皇帝是否下跪”“宋朝也有快递业”之类，有趣却碎片化。

师义帆先生在《日常生活史：问题与进路》中指出，历史碎片化体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内卷型碎片化”，以“让历史更清晰”为名，堆砌细节，却都是以今推古、重新剪裁的“伪史实”；

另一是“解构型碎片化”，沉浸于基层社会“多元化”的琐碎事实，忽略了对制度、社会、文化等基本问题的追问。

如何才能找到日常生活史的整体性？本书可称典范，作者从官私避讳，画押代签名习俗，刺字与文身习俗，休假制度与节日安排，民间家族组织、婚姻利益等入手，予以精描。乍一看，处处皆矛盾。比如宋人喜戏谑官员。称龙图阁学士为“龙学”“老龙”，代理学士则是“假龙”，代理至死是“死龙”；宋代阶官分左右，左高于右，故称“左”字官为“开口官”……

有时又很当真，常以官谀人。富人称“员外”（尚书员外郎，相当于副部长）、巫医工匠称“助教”（从七品），厨子称“量酒博士”（最高正五品），仆隶都互称官名，“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低级军官，皇帝的贴身护卫），又或称大夫也”。

矛盾源于塑造宋代日常生活史主要力量的变化：魏晋以来，门阀士族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官僚地主崛起，人们不再看重门第、地望，转而追求权势；从畏惧、疏远权力，到将权力逻辑落实到生活各细节中。

于是，宋人花押（个性化签名），难识易仿，却人人乐在其中；婚礼崇朝服，低阶服绿，普通人只敢僭越至此，故宋代新郎在婚礼上多穿绿袍；士子科举成功，豪家争纳为婿，明码标价，“甚于乞丐”；南宋许官员乘轿，立致“无人不乘轿”，轿子成接新娘必备……

往来推扯间，两个时代完成了接力，日常生活史只是貌似一堆碎片，整体性自在其中。

捕捉正史不易见的幽暗

沿着日常生活史背后的整体性，书中对宋代民间家族组织的钩沉极尽精彩。以往谈到宋代“小宗之法”，多从理学偏好看问题，较少提及时代困境：隋唐以上，官府有簿状，私家有谱系，百官、巨族的家状须上交图谱局，考定详实，这是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所以“贵有常尊，贱有等威”。黄巢之变后，中原长期战乱，谱牒尽失，中国社会被迫从贵族世代转向平民世代。

如谢和耐所说：“中国史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却是一连串激烈的变革冲击和动荡。”转型有代价。宋人“不重族”，引发社会危机，张载说：“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

无谱牒，无法重建百世一系的“大宗之法”，宋儒因陋就简，改为五世（高、曾、祖、父、己）的“小宗之法”，即宗子主持祖产，以乡约方式，办义学、设义冢，扶助同族中贫弱者。

“小宗之法”缺乏传统依据，但简便易行，客观上起到了沉淀社会资本、助力制度转型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亦不免生硬：每天早晚，家长领子弟至祠堂请安，子弟有过，家长集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高于官，屏之远方”。“小宗之法”陈义甚高，却乏程序意识，易走入“手段否定目的”的冲突。

所以，宋人一边是理性、宽容，比如服装“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也”；另一边是过分纠结，普通人禁用圣、君、王、天、龙、皇、主、玉起名，一度连万、载都不能用。据《容斋随笔》，某歌姬回话时误触官员父亲的名讳，竟至被杀。所谓“风雅宋”，亦有残酷、可怕的一面。

写史难，写日常生活史尤难，难就难在像本书这样，不写成段子总汇，而是呈现出该视角中蕴含的智慧——许多正史不易见的幽暗，日常生活史却能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