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为何未入古都之列，却成历史关键枢纽？

在中国历史中，六大古都、七大古都甚至八大古都的说法深入人心，然而晋阳却始终未被纳入其中。从古都标准看，晋阳多以陪都角色出现，似乎难以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古都相提并论。但当我们审视北方重要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北京时，会发现它们都以晋阳为圆点呈环状分布。这背后是晋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塞北游牧区要冲，虽不宜直接作为王朝之都，但河东地区表里山河，成为王朝都城的天然军事屏障。在历史分裂时期，晋阳更是大放异彩，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等诸多动荡时期，它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晋阳究竟凭借什么在历史舞台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

并州之胡：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策源地

秦汉时阴山一线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但东汉后情况转变，中原王朝北方战略防御区南移至并州诸郡。曹操主政时加剧了并州地区的胡化，形成“并州之胡”。西晋虽建立统一政权，但对北方地区采取羁縻政策，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聚居。刘豹统一南匈奴各部，其子刘渊入洛学习中原文化。然而西晋王室内斗，将少数民族征召为牺牲品，矛盾激化。关陇地区和并州先后爆发起义，刘渊趁并州饥荒起兵，建立匈奴汉国，推翻西晋统治，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

晋阳之甲：南北朝后期的晋阳军事集团与周齐争霸

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形成长安政权和邺城政权东西对峙局面，并州及晋南上党地区成为必争之地。北魏攻取晋阳后，其政治地位超越以往。北魏末年，尔朱荣割据山西六州，在晋阳建立霸府政治。河阴之变后，高欢取代尔朱荣，继承晋阳军事集团，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遥控洛阳朝政，形成东魏北齐时代的二元政治体制。东西魏（北周北齐）争霸时，西魏（北周）主攻河洛地区但难动摇东魏（北齐）根本。北周武帝改变战略，以河东为突破点，通过平阳之战和晋阳之战击败北齐，完成对北方地区的统一。

天下精兵处：隋朝对并州的经营

隋朝并州总管汉王杨谅叛乱声势浩大，原因是并州号称“天下精兵处”，是黄河以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与隋朝行政改革有关，隋文帝毁灭邺城使晋阳战略地位抬升，设置河北道行台统管河北地区政治、军事。但隋文帝将关东流民迁徙到晋阳，埋下叛乱种子。杨素平定叛乱后，隋炀帝取消总管府制度，对“并州逆党”进行清洗，并在晋阳营建晋阳宫。

帝国之轴：唐朝五代的国之根本

唐朝建立与晋阳密切相关，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最终建立唐朝。有唐一代，并州是两都长安和洛阳的屏障，先后被设置为北都和“北京”。安史之乱时，太原保卫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历年间，马燧镇守太原，提升城防能力，平定叛乱。晚唐沙陀部势力崛起，凭借河东有利条件壮大，与后梁对峙，建立后唐王朝。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后晋都与太原有关，北汉政权亦建都于太原，直到北宋宋太宗攻灭北汉，夷平太原城。

中国一直有六大古都、七大古都甚至八大古都的说法，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将晋阳算在内。诚然，晋阳在历史上确实更多是以陪都的角色出场的，按照古都的历史标准，晋阳无法位居中国古都之列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这不等于晋阳的历史地位不重要。我们看北方的几个重要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北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晋阳为圆点做环状分布。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原因在于晋阳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塞北游牧区的要冲地带，虽不适合直接作为王朝之都，但它所处的河东地区（广义上的河东）表里山河，是王朝都城的天然军事屏障。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总结说：

“山西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的分裂时期。”

诚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在历史的和平时期，晋阳往往默默无闻，但是一旦到了动荡和分裂时期，晋阳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汉末之际、北朝时期、两魏周齐对峙时期、隋唐之际、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在这些历史时期，晋阳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成为不折不扣的兵家必争之地。

并州之胡：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策源地

王昌龄的《出塞》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诚如王昌龄所言，在秦朝和西汉时代，阴山一线确实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秦汉长城也是在此基础上修建起来的。

但是，到了东汉，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尤其是随着匈奴分裂、南匈奴内迁，中原王朝的北方战略防御地区开始不断向南收缩，南移至了太行山以西的并州诸郡，并州地区（晋阳曾是并州的政治中心）也开始成为中原王朝北疆的军事战略重地。当然，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说，并州及周边地区也就此逐渐成为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交会地带，并州地区开始出现了越来越鲜明的胡汉文化交融色彩，并州地区开始成为不折不扣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曹操主政时代，对南匈奴采取了分而化之的策略，表面上看似是分化匈奴人的实力，但实质上却加剧了并州地区的胡化，十几万匈奴人在并州及周边地区遍地开花，形成了所谓的“并州之胡”。“并州之胡”的说法虽然出自西晋名臣江统的《徙戎论》，但其形成其实是汉魏晋数百年历史演进的结果。

公元266年，西晋建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政权。然而，西晋政权对北方地区，尤其是以并州为核心的周边地区一直采取的是曹魏以来的羁縻政策，在并州、离石乃至关中等地区都聚居着大量北方少数民族。

出现这种现象和东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迁的浪潮息息相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迁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的结果是“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等北方地区“尽为狄庭”，关中地区更是到“戎狄居半”的地步。

这一背景下，屠各部的首领刘豹初步统一了南匈奴各部，而南匈奴的主要聚居地就是并州。南匈奴对西晋王朝采取的是服从的姿态，为此刘豹还遣送其子刘渊到西晋国都洛阳为任子（即质子）。刘渊入洛期间，深受司马氏的礼遇，刘渊也深深学习了中原文化和礼俗，并留下不少佳话。

然而，这种表面和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西晋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让包括刘渊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首领都感受到了西晋的腐朽。更严重的是，西晋皇室诸王为了争权夺位，把匈奴、鲜卑等部族征召到各军事集团中，使他们成为争权夺位的牺牲品，矛盾也便被迅速激化。

公元270年，关陇地区爆发了河西鲜卑部首领秃发树机能起义，率先举起了北方少数民族起义的序幕。次年，公元271年春，聚居并州的南匈奴领袖刘猛率众起义。秃发树机能和刘猛叛乱虽然都被朝廷镇压，但北方少数民族的问题已经愈发明显，并州也开始成为当时的风云之地。

刘渊回归并州后，势力逐渐壮大，当时恰逢并州饥荒，并州当地官员和北方少数民族发生激烈冲突，这正好给了刘渊起兵的绝佳机会。公元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起兵，自称大单于，建国号“汉”，这也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第一个建立的政权。此后，匈奴汉国迅速统治了山西大部分及长安、洛阳等中原的核心部位，推翻了西晋的统治。

当时晋愍（mǐn）帝还被刘聪俘虏在平阳（汉赵国都，今山西临汾），生死未卜，南渡江东的司马睿只能称王，并不敢真的称帝。但是，群臣显然已经属意于司马睿了，人们开始纷纷劝进上书，并制造祥瑞，请求司马睿即帝位。就连当时在北方坚持与少数民族周旋且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并州刺史刘琨，也参与到了劝进队伍当中，他联合了当时还在北方的大批晋朝官员，以及鲜卑族、乌桓族首领共180人，联名上书，请求司马睿登基即帝位。于是，司马睿在公元317年正式即位，称晋王（尚未称帝），改元建武，东晋自此建立。历史也就此进入东晋十六国对峙的时代。

纵观这段历史会发现，西晋之所以会走向崩溃，一方面在于其民族政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对并州地区失去了有效的统治。曹操当年就说并州地区是“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西晋统治者显然没有曹操这样的觉悟，只顾朝廷内部权力斗争，而坐视并州这一重要地方军事防御地区走向崩坏，最终“失河东而失天下”，西晋最终覆灭，北方地区也就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晋阳之甲：南北朝后期的晋阳军事集团与周齐争霸

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就逐渐形成了长安政权和邺城政权东西对峙的局面。在这一军事格局下，并州及晋南的上党地区就成为东西政权的必争之地。前秦王朝能够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攻占了战略要地河东地区，进而跨越太行山，直取邺城，消灭了前燕政权。

前秦的统一局面并未能维持太久，随即就走向分崩离析。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建立北魏，随后北魏政权南下中原，拓跋珪于396年攻取晋阳，这是北魏政权南下中原夺取的第一个中原高等级城市，并州也成为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州。

公元42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东西对峙的局面也告一段落。晋阳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稳定期。

在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晋阳虽无特别大的战事，但其政治地位却超越了此前所有的时代。北魏先期定都平城，后迁都洛阳，关东名城邺城又是整个北魏时代的经济、文化重镇，是北魏统御中原和经营河北的战略重镇。而晋阳恰好就处于平城、洛阳、邺城三大名城的交汇地带，成为连接三大名城的重要枢纽城市。因此，在平城和洛阳之间形成了一条“并州大道”，邺城和并州之间也形成了“并邺道”，北魏重要公务文书都是通过晋阳来进行传递，出任晋阳刺史的也大多是北魏宗室亲贵，晋阳的政治枢纽地位可见一斑。

而到了北魏末年，晋阳再次成为历史的风云之地，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尔朱荣的人说起。六镇之乱后，北魏境内义军四起，尔朱荣出身北秀荣川（今山西朔州一带），是契胡首领，他招合义勇，扫平叛军，军事势力得到空前扩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尔朱荣能够发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割据了山西地区的并、司、肆、汾、广、恒、云六州，这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本所在，他的军队在当时被称作“六州军士”。尔朱荣发迹之后，尤其是平定了河北叛军之后，尔朱荣集团就成为北魏最强的军事力量，并在晋阳建立霸府政治，遥控洛阳朝政。

尔朱荣的晋阳军事集团吸收了大量的六镇军事力量，后来东西对峙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出自这一集团，包括其奠基人宇文泰和高欢。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被他所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所杀，尔朱氏集团随即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高欢开始取代尔朱荣，不仅掌控了洛阳朝政，而且继承了尔朱荣绝大部分政治遗产，其中也包括号称“晋阳之甲”的晋阳军事集团。

从历史发展演变来看，高欢要比尔朱荣更有政治眼光和魄力。尔朱荣主要是以北人心态来控制北魏朝政的，对洛阳文官充满了睥睨的心态。而高欢则不同，高欢以其卓绝的政治手腕和人格魅力，整合了北镇势力、洛阳文官势力、河北豪族势力等诸方势力，高欢也就此成为北魏当之无愧的代言人，他也是北魏的最后一位权臣。同时，高欢也效仿尔朱荣，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霸府），定居晋阳，遥控洛阳朝政。

然而，让高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寄居关陇地区的宇文泰同样也代替贺拔氏集团，成了关陇地区的一把手。再加上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这让寄居关陇的宇文泰具备了与自己相抗衡的政治资本。公元534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由高欢把持，西魏由宇文泰把持。为了保证洛阳朝政的安全，高欢还特意将国都由洛阳迁至邺城。

高欢迁都邺城，这直接促成了东魏北齐时代特有的二元政治体制。当时，东魏建都于邺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洛阳政府官僚系统所在地；与此同时，高欢又以晋阳为陪都，设置大丞相府，有侨置六州的北镇劲旅，是高欢及其丞相府僚属的常驻地，是东魏真正的军事、决策核心。这就是东魏北齐时代的二元政治体制。

东西魏建立后，双方便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争霸史。回顾这四十年来的战争史可以看出，东西魏（北周北齐）双方的战争主要是围绕河洛地区展开的，如河桥之战、两次邙山之战等。

对此，历史军事地理学家宋杰分析说：

从宇文氏对东魏（北齐）的进军路线和主攻方向来看，在建德五年发动灭齐之役之前，大举东征的路线基本上都选择了崤函山区的豫西通道，主攻目标是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企图占领河洛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河阳三城，这样就能控制位于东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十字路口和水陆冲要，北入上党，攻击晋阳；东出河北平原，直逼山东的经济、政治中心邺城；东南顺汴渠而下，到达江淮流域；南面可进兵南阳盆地，经过襄樊而抵江汉平原。

西魏（北周）攻取河洛地区的战略虽然宏大，颇有“一战定乾坤”的气势，但是目标性太强，这也导致东魏北齐在河洛地区做了重点兵力部署，不仅城防坚固，而且设置了大量精兵强将。而且，高氏家族坐镇晋阳，凭借晋阳强大的军事力量，随时可以支援河洛地区，这就导致西魏（北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动摇东魏（北齐）的根本。

两魏周齐战争真正出现历史性剧变是在北周武帝时期，一方面周武帝宇文邕积极推行府兵制改革，“夏人半为兵”，大大强化了北周的军事势力，另一方面周武帝一改此前主攻河洛的军事战略方针，转而选择以河东为战略突破点，先后通过平阳之战和晋阳之战彻底击败了北齐。尤其是晋阳之战，北周武帝彻底打破了“晋阳之甲”的军事神话，击溃了北齐最为强大军事有生力量，故而晋阳之战后，周武帝兵不血刃就攻取了北齐都城邺城，彻底终结北方地区东西对峙的局面，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

笔者认为，北周武帝攻灭北齐制胜关键，就在于他改变了以往的军事战略，选择以河东地区作为突破点，尤其是先后夺取了平阳和晋阳这两大军事重镇，直接摧毁了北齐的军事屏障。而随着平阳和晋阳的先后陷落，北齐下辖的河洛、河北、淮北等地区自然也就望风归附了。

因此，在北朝后期的历史上，晋阳是一座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军事重镇，东魏北齐凭借号称“晋阳之甲”的晋阳军事集团，即便君主昏庸、内政腐败，也依然能够维持住国家的根基，让西魏北周难以取得实质性军事成功。而北周之所以能够快速消灭北齐，其根本也在于突破了北齐在晋阳以及晋南所建立的军事屏障，消灭了号称“晋阳之甲”的晋阳军事集团。

当然，客观而言，晋阳军事集团的崩溃并非全然是周武帝宇文邕之功，北齐内部长期持续的争权夺利，早已在无形中消磨着晋阳军事集团。比如在周武帝出征北齐之前，北齐后主就诛杀了晋阳军事勋贵的代表人物斛律光。

天下精兵处：隋朝对并州的经营

隋朝历史上，发生过一起非常严重的军事叛乱，他差点推翻了刚刚登基的隋炀帝，这就是并州总管汉王杨谅叛乱。

杨谅是隋文帝夫妇最宠爱的小儿子，其他皇子都早早被派到地方镇守，而杨谅则迟至22岁才出任并州总管。隋文帝在位后期，储位之争愈演愈烈，随着大哥杨勇被废，三哥杨俊被毒杀，四哥杨秀继而被废，杨谅内心十分不安，感觉接下来恐怕就要轮到自己了，于是“居常怏怏，阴有异图”。还是在隋文帝健在的时候，杨谅就主动上奏隋文帝，请求在并州布置重兵，以备突厥，同时他也暗自开始招兵买马，招揽流亡之人，目的就是以防不测。再后来，隋文帝驾崩，杨谅随即举兵反叛，结果被杨素率军平定，杨谅最终也被废为庶人。

杨谅叛乱旋起旋灭，但这并不等于这场叛乱形成的影响不重要。杨谅举兵反叛时“从谅反者十九州”，叛军人数达到二十万，可谓声势浩大。杨谅叛乱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声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并州在当时号称“天下精兵处”，是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晋阳在隋朝为何会成为“天下精兵处”，这和隋朝的一系列行政改革密切相关。隋朝建立前夕，隋文帝毁灭了北方重要城市邺城，邺城的消亡间接使得晋阳的战略地位抬升了。隋朝初年，隋文帝废除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同时在全国设置了六个大行台，其中河北道行台的治所就在并州，统管整个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隋文帝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备山东势力和地域塞外的突厥势力。行台的最高长官是行台尚书令，尚书令拥有着辖区内最高行政和军事权力，几乎等同于一方诸侯，所以能够出任行台尚书令的都是隋文帝的几个嫡子。后来即位的隋炀帝，在称帝前的封号是晋王，就是因为他在十三岁时就被委任为河北道行台尚书令，河北道行台官员也全部都是“一时高选”的重臣。隋朝实现统一后，行台的历史任务就结束了，隋文帝在并州改设并州总管府，但这并未撼动并州的地位。总之，隋文帝的这些举措都奠定了并州在隋朝时期北方战略重镇的地位。

不过，隋文帝对并州的经营也有失策，他把大批的关东流民迁徙到了晋阳，目的是控扼山东势力，但这同时也使得晋阳成了隋朝反动势力的聚集地，为后来的杨谅反叛埋下了种子。

隋朝名将杨素平定杨谅叛乱后，隋炀帝也深刻认识到，并州是隋朝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尽管隋朝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统一，但以并州为代表的关东地区还存在很大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取消了总管府制度，对“并州逆党”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在晋阳营建晋阳宫，作为北巡塞外的行宫之地。隋炀帝时代经营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等举措其实都与他统御山东的政策密切相关。

帝国之轴：唐朝五代的国之根本‍‍‍‍‍‍‍‍‍‍‍‍‍‍

隋炀帝的统治并没能维持太久，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唐朝。

唐朝的建立同样与晋阳密切相关。隋末时期，李渊担任太原留守，手握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五郡之兵，掌控着山西北部地区的军政大权。从表面上看，李渊确实有起兵的雄厚资本，而且他出身贵胄（八柱国之后，隋炀帝表兄弟），但实际上，当时的山西地区义军蜂起，晋阳周边郡县全是义兵，而且北有突厥，东南有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渊在晋阳其实并不具备起兵所需的军事实力。

所以有学者分析认为，太原虽然是唐朝的开基立业之始，却并非理想的起兵之地，当时的李渊恐怕并没有太多心思去考虑帝王功业，更多的想法是自保，即如何在乱世的洪流中保全自身。因此，太原起兵具有偶然性。

但是李渊父子的战略眼光却是一流的。李渊向周边势力纷纷示好，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暗中笼络晋阳周边豪族，积极募兵。等到时机成熟之后，趁着瓦岗军与东都隋军相持不下，打出不同于其他义军的“尊隋”的旗号，最终一举夺取了关中长安，并于公元618年正式建立唐朝。可以说，从太原到长安的这一路，是李唐王朝开基立业的关键所在。

有唐一代，并州始终被视作唐朝两都长安和洛阳的屏障。唐朝初年，并州是唐朝北伐突厥的重镇，大将李勣（jì）出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十六年，深受唐太宗器重，突厥也不再敢南下中原。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并州正式被设置为北都。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并州被设置为北都，这很可能和武则天本人出身并州文水县有关，是家乡情结使然，但是并州作为北方战略重镇的地位也是重要原因。大唐天宝元年（742），并州再次由“北都”跃升为“北京”，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也是太原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

另外，从开元八年（720），另有说法是开元九年（721），唐朝还将山西蒲州设置为中都，后称河中府。唐朝之所以先后给予中都河中府和“北京”太原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其实就是要强化山西地区的军事屏障作用，以此来拱卫两都长安和洛阳。于是，由长安、洛阳、河中、太原等四都共同组成了唐朝政治地理的枢纽区。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从范阳南下，河北、河南两道先后沦陷，两京失陷，而当时的河东道尚未被叛军控制，于是在这里爆发了决定大唐命运的太原保卫战，指挥太原保卫战的是当时的太原尹、北京留守李光弼。

当时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称帝即位，叛军的目标主要是在灵武称帝的唐肃宗朝廷，以及河陇地区，于是太原就成了抵抗叛军面前的前线，要西进攻取灵武，就必先取太原。而当时李光弼麾下很多精锐都被调往朔方灵武，手下将士不过几千，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则是兵力十倍于己的叛军，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这场战役的胜负似乎并没有悬念。

至德二载（757），太原保卫战正式爆发，李光弼凭借太原坚固的城防，与叛军鏖战了一个多月，誓死守卫住了太原城，叛军对李光弼畏惧如神明，呼其为“地藏菩萨”，只得狼狈而逃，唐军最终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太原保卫战之后，唐军很快恢复元气，郭子仪收复蒲州，唐军收复东西两京，而叛军首领安禄山则被杀，叛军内部陷入内讧和分化，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太原保卫战在整个安史之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极大鼓舞了唐军士气，挫败了叛军意图攻取朔方、河陇的计划，同时它也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历年间，回纥南侵太原，唐朝名将马燧奉命出任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马燧镇守太原八年，回纥不敢南犯。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太原的城防能力。之后，马燧以太原为根据地，平定了魏博之乱、河中之乱。

到了晚唐，沙陀部势力崛起，沙陀首领李克用在黄巢起义后得到朝廷的器重和认可，开始逐渐获得晋北和太原地区的控制权。沙陀李氏凭借河东有利的军事地理条件，势力开始壮大，并与朱温所控制的唐廷分庭抗礼。朱温篡唐后，沙陀李氏凭借太原军事集团，坚持奉唐朝为正朔，与后梁对峙，梁晋争霸持续了十余年，最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了后唐王朝。

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后晋都属于沙陀族政权，而他们都与太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后来“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北汉政权亦建都于太原。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攻灭北汉，并夷平太原城，沙陀军事集团雄踞太原并持续影响一百余年的历史才宣告终结。

晋阳，这座未被列入传统古都的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是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策源地，见证了民族融合与历史的动荡；它是南北朝后期晋阳军事集团的核心，影响着周齐争霸的局势；它是隋朝的“天下精兵处”，在隋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中扮演关键角色；它是唐朝五代的国之根本，为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晋阳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历史的关键枢纽。虽然它没有古都之名，却有着不逊于古都的历史影响力，它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