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枬子 画|马桶
千禧年的跨年夜,出人意料的很冷。我从深圳赶回来过元旦,衣服穿得单薄,骑着摩托,寒风吹过,像千万根细针同时扎进身体,疼痛且无法逃避。
深夜出门也是迫不得已,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佩妹子的电话,讲小李子堂客前几天生了女儿,问他要小孩子穿过的旧衣服。佩妹子的女儿比我女儿大一岁多,她小时候的旧衣服当时全送给了我,一件不剩,要我赶快送点旧衣服过去。
我和小李子、佩妹子17岁同时进厂,分在同一个车间,还是同年同月出生,关系一直很好(我们三人的故事以前写过,见《想起那些慢慢失去联系的朋友,一回头,青春都喂了狗》)。当时的风俗是谁家生了小孩,都是问亲戚朋友要稍大点的小孩子穿不下的旧衣服,代表着积攒福气和传承好运。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生活都俭朴,能省就省。
我一到家就赶快将女儿穿不下的衣服打包,又出门买了一床新的婴儿被。收拾完了才想起我没有小李子的联系方式,他搬了家,地址也不知道,只好又打电话问佩妹子。结果佩妹子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刚巧到医院看望一个朋友时碰上的小李子两口子,第二天送衣物过去时赶上她出院。小李子没手机,没传呼机,现在在长沙卷烟厂宿舍守单车棚,专做通宵晚班,要找他只能去单车棚找。
卷烟厂有几个宿舍区,有些还有两个以上的单车棚,我逛了一大圈才找到小李子,他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蓬蓬,满脸憔悴。见我来了很高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捞白沙开烟给我,却发现只剩一支,我忙掏出自己的三个五,“抽我的吧”。
我点燃打火机,那一点火光微芒,不停摇晃着,险些被风吹灭。映照着小李子一双失神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写着无奈和一丝不甘。我问他何解不找份白天的工作,他摇摇头,长叹一声:“我又不像你,有技术,不愁没饭吃,箇现在到处都下岗,冇手艺哪里找得到事做?堂客又冇工作。我白天在河边头杨眼镜餐馆端个盘子卖烟和槟榔,一天只能赚个十几块钱,养不活崽啊,搭帮晚上守单车棚,一个月有几百块,勉强够哒。”
说到这里,小李子想起件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给我:“这是我帮你领的箇几个月的失业救济金。”
我忙推脱:“你拿哒用不,我又不缺箇几个钱。”
小李子大力推开我的手,有些生气地说:“你莫看人不来,箇是国家把你的钱,我不能要。”我晓得小李子性格好强,说不要就肯定不会要,只好讪讪地收下。
小李子又说:“对了,以后我就不能帮你代领了,下岗办的说了,下个月起必须本人持身份证去现场领,你记得每个月20号回来拿,过期就领不到哒。”
我苦笑一声:“那算哒,我每个月花几倍的机票钱回来领这一百多,那是有点宝。”
厂里正式的下岗潮是从1997年开始的,其实几年前效益就开始走下坡路,我在财务处工作最清楚,每个月发工资都是东挪西借,捉襟见肘。到了这一年终于顶不住了,一开始是搞“轮岗”,就是轮流上岗,这个月你休息,下个月他休息;后来又鼓励大家留职停薪,慢慢就演变成大批量下岗。
由于所处的岗位,我对厂里的状况一清二楚,心里明白积重难返,早早寻好了下家。我是厂里干部岗第一个主动留职停薪的人,到了某民营集团做财务负责人。刚开始厂里还把我当做一个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典型来宣传,过了几个月听闻我混得不错,尤其我又从厂里挖了几个人才走后,有些人眼皮子浅,打了我的小报告。人事处长找我谈话,要我交留职停薪管理费。我一听就火了,当场拍了桌子:“老子主动下岗,为你们减轻负担,还要交钱?那我回来上班。”
其实处长和我都心知肚明,回来上班是不可能的,虽说国营企业人浮于事,但领导岗位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大部分的人都没觉醒,总觉得厂里还有翻身的一天,我这个财务部门“小领导”的岗位,好不容易腾了出来,不知道多少人抢。处长只好说:“那厂里有人问就说你交了管理费,财务处那边你自己搞定。”
到了1999年,厂子终于全面停工,进入破产清算阶段。一千多号人全部成了失业人员,买断工龄的钱则一时下不来,要等厂里资产处理完才有,估计是一两年后的事了。搭帮国家政策好,每人可以领两年的失业救济金,开始是每月100多,后来涨到200多。要拿这个钱必须要领失业证明,而要领这个证必须要先上再就业培训班。
办证的时候我是和小李子一起去的,不得不说国家的政策还是到位,考虑得周到,林林总总有十多个班,像驾驶、会计、钳工、电工、家政等等,全部免费,只是有点流于形式。小李子看了半天犹豫不定,不晓得报哪个班好。最热门的自然是驾驶技术班,都知道考个驾驶证要大几千,报上了这个班就等于省了几千块,还学会了开车。名额有限,早早就报满了。
别说小李子,我自己看了半天也不晓得要报个什么班合适,就挤过去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满哥,估计是毕业不久,从刚成立的社保局派过来的,被一堆工人大叔围着吵了一天,正是烦燥的时候,见我又来问,很是不高兴,开口教训我:“看你箇样范才三十来岁,学什么都来得及,你么子学历,初中还是高中?原来是么子工种,有证冇?再决定报么子班。”
我没好气地回答道:“我研究生学历,会计师职称,你说报什么班。”
小满哥愣了一下,只好说:“你箇情况随便报个班就好。”又示意我弯下腰,在我耳边低声说道:“这班主要是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你这种情况不需要,你报那个没一个人报的家政班,算是支持我的工作,也不用来上课,我直接发证给你。”
我当然巴不得,小李子拿不定主意也就和我一起报了家政班。这班具体学些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一天都没去过。
前几个月我老老实实按时签到领钱,下半年我跳槽去了深圳工作,自然不可能每月去签到,就委托小李子拿着我的下岗证去代领。没想到现在搞这么严,还要本人拿身份证去领,这钱也就只能放弃了。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箱啤酒,陪小李子坐了几个小时。他发了一晚的牢骚,反复跟我说,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好的国营企业怎么就干不下去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他,要相信政府,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过得几年经济形势肯定会好转,好日子还在后头。
他红着眼睛跟我说:“盛屄,我不像你读哒书,走到哪里都找得到工作。也不像佩妹子,找哒个好堂客,又是技术工种。我一无所长,堂客也没工作,今后的日子不晓得何式过。”
我只好说,我们毕竟还年轻,才三十出头,哪怕是靠卖力气吃饭,养活自己和家人也是没问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师傅们,他们的日子才真的是难。
小李子这才平静下来,跟我说前几天早晨下班,在东塘碰见了周师傅,拿把大扫帚在扫马路。周师傅有哮喘病,一边扫地一边咳嗽,他都不敢上去打招呼。
厂里的一千多号人,按年龄可分四个段,二十多岁和我们这批三十多的人还好,在劳动力市场受欢迎;五十岁以上的最舒服,按政策满了五十就可提前内退;最尴尬的是我们的师傅们这一批四十多岁的人,有技术的还好,像钳工、电工等等,到这个年纪基本都有六七级以上的资格证,有些还是八级老师傅,容易找工作。我们型铸车间的工种基本没有技术含量,出来打工做杂工都被嫌弃,确实很难。像小李子说的周师傅,身体不好,以前在车间里同事们都照顾他,干干调度,管管仓库,很轻松,现在出来能找到个扫马路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夜色未尽,我起身告别,肆无忌惮的黑夜正缓慢溶解,淡淡的晨光渐渐挣扎开来,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二十多年过去,经济形势也确实像我说的一样渐渐好了起来,下岗潮成了过去式。我从深圳回来后在“杨眼镜”吃过几次饭,也碰到过小李子,交换过电话号码和微信。却很少跟他联系,直到前年,佩妹子办了退休手续,请我们吃饭,才再次见到了小李子。
小李子气色不错,脸上有了笑容。说是在一家超市上班,女儿也已长大,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酒过三巡,小李子突然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个工作,工资少点无所谓,甚至不要工资都行,只要能帮他交社保。我很奇怪,超市干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换工作?小李子说,他在这家超市干了十多年了,本来管仓库,还当了个小组长,一直做得不错。最近因为一些小事得罪了新从总店过来的店长,把他调至收银台,年纪大了,收银怕出错,所以想换个环境。
我们都劝他,这个年纪了,最好不要再换工作,只差五年退休,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小李子勉强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又笑说佩妹子运气好,可以五十五岁退休,我们命不好,只差了几个月,却要多干五年。我们型铸车间属于高温有毒工种,按规定连续工作八年以上,可以五十五岁提前退休。可惜在1993年初型铸车间关闭,工人都被分配至其他车间做杂工。我们是1985年进厂的,只差几个月,达不到连续八年的规定,还是要到六十岁才能退休。只有佩妹子,干的是热处理工,分到其他车间还是干老本行,可以享受这政策。
佩妹子感叹道:“这就是命了,当时我还不愿意去热处理,嫌奖金没有其他工位多,没想到最终占了便宜。”
佩妹子跟小李子出主意:“你给店长送点礼不就好了?”
小李子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这事我干不出来。”
我想了下,我有个徒弟在他们店的总店做财务主管,就说:“我帮你到总店找下关系,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你以后也要改改脾气了,不归你管的事少管。”
吃完饭我开车送小李子回家,路上跟我说,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早点把平顺嫁出去。说来惭愧,我还是头一次知道他女儿名字叫平顺,就问他为什么给女儿取个这样的名字?他解释道:女儿是下岗时期生的,当时想的是希望她以后平安顺利,不要经历父辈这样的波折。
我听了没吱声,心想在时代这个不受掌控的怪兽裹挟中,随波逐流的我们,面对时代掉下的一粒灰或是一滴甘泉,都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
我把小李子送到他住的破旧小区门口,他坚持要目送我离开后再进去,说是我视力不好,巷子里灯光太弱。
我驾车缓缓离去,车载音响里董亚千正在嘶吼着:“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从后视镜中看到,路灯那微弱的光亮,照着小李子小小的身影,仿佛凝固在时间里。
作者——枬子
文革初期出生于长沙,做过工人、会计、财务总监。现为资深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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