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厂门口的风，卷着尘土，吹得人心慌。
陈静拿着那张薄薄的、却又重如千斤的“下岗通知书”，手抖得不成样子。
她拨通了那个十年里无数次想骂、无数次想念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你在厂门口等我，别动，我马上就到。”
她心里一片凄然，他要怎么来？
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吗？
就在她失神的时候，一阵低沉而有力的引擎声由远及近，稳稳地停在了她的面前。
“阿静，上车吧，我们回家。”
01
1992年的夏天，空气像是凝固的糖浆，黏稠而又闷热。
我们家那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是整个筒子楼里最新鲜的玩意儿。
晚饭桌上，电视里正声嘶力竭地播放着关于南方讲话的新闻。
“下海”、“个体户”、“经济特区”这些词，像一颗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死水一般的心里。
我端着饭碗，眼睛里放着光，心里那股压抑了多年的火苗，被这阵南风吹得“腾”一下就着了。
老婆陈静用筷子给我夹了一块肥肉，语气里带着惯有的埋怨。
“看什么看，还真想去啊？”
“那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人才干的事，咱们厂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是铁饭碗，旱涝保收。”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没作声。
她说的没错，在当时我们这个北方重工业小城，国营机械厂技术员的身份，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铁饭碗”。
每天上班，听着熟悉的机器轰鸣，闻着空气里飘散的机油味，日子就像厂里那台老掉牙的钟，一板一眼，走到老，走到死。
可我不甘心。
我才三十出头，难道这辈子就这样看到头了吗？
电视里那些在深圳挥汗如雨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睛里有光，有我对未来的所有想象。
这个念头一旦生了根，就像野草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蔓延。
我开始偷偷看《南方周末》，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电子市场的行情资料。
那些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和元器件型号，在我眼里比厂里发的奖状还要亲切。
我知道，机会就在那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我。
终于，在一个晚饭后，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向陈静摊了牌。
“阿静，我想......我想辞职了。”
她正在织毛衣的手猛地一顿，抬起头，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辞职，去深圳。”我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去深圳干什么？你一个技术员，去了能干啥？”
“做生意，倒腾电子元器件，那边市场好。”
空气仿佛凝固了。
几秒钟后，一声脆响，她手里的毛衣针狠狠地摔在了桌上。
“李文海，你是不是神经病！”
她的声音尖利得刺耳，把我们五岁的儿子都吓哭了。
“好好的铁饭碗你不要，非要去当什么个体户？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个体户？那就是投机倒把！是二流子才干的事！”
“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才把你弄进厂里的吗？”
“这个家你还想不想要了？儿子马上要上学，哪样不要钱？”
她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
我试图跟她解释南方的政策，解释未来的趋势，解释我的理想。
可是在她眼里，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只有每个月准时到手的工资和工厂食堂的饭票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的争吵，从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
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馨，只剩下无休止的指责和冰冷的对峙。
我跟她讲不通道理，她认为我中了邪。
很快，我辞职下海的想法就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整个家属院。
我成了所有亲戚朋友眼中的“疯子”和“败家子”。
岳父岳母第一个杀到我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良心，说陈静跟了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的父母也唉声叹气，我爸抽着烟，一根接一根，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对得起我们吗？”
所有人都站在陈静那一边。
他们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来形容我的决定，用他们所谓的“人生经验”来告诉我，安稳才是最大的福气。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那段时间，家里就像一个高压锅，随时都可能爆炸。
陈静不再给我做饭，不再给我洗衣服，我们分房睡，一句话都不说。
她用冷暴力逼我就范。
可是，他们越是反对，我心里的那团火就烧得越旺。
我凭什么要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我凭什么要让我的儿子将来也重复我的命运？
男人这辈子，不就得赌一把吗？
赌赢了，是条龙。
赌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三千二百块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了陈静的枕头边。
我又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争辩，也没有豪言壮语，我只是告诉她，给我十年时间。
十年后，如果我还是个穷光蛋，我就回来，踏踏实实跟她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
然后，我背上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我所有的技术图纸，走出了那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家。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住的那栋灰色的筒子楼。
雨水顺着墙皮流下，像一道道泪痕。
我知道，这一走，前路漫漫，是龙是虫，全靠我自己了。
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离开了那座生我养我的小城。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泡面的味道。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前路的迷茫，更有对陈静和儿子的愧疚。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但我坚信，我今天的离开，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明天。
阿静，等我，一定要等我。
我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
02
深圳，这座梦幻之城，用它特有的方式欢迎了我。
没有高楼林立，没有霓虹闪烁，迎接我的是拥挤、潮湿的城中村和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着汗水和野心的味道。
我在华强北附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床位，一个月八十块。
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里，密密麻麻地摆着八张上下铺，住着十六个和我一样，怀揣着发财梦的外地人。
白天，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穿梭在华强北各个电子市场的柜台之间。
我很快发现，我那点在国营厂里引以为傲的技术，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
这里的人，脑子转得比风扇还快，每个人都在寻找机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板，也可能成为骗走你所有钱的骗子。
我很快就为我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一个自称是香港老板的人，说看中了我的技术，要跟我合伙开个小作坊。
他画的饼又大又圆，说得我热血沸腾。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三千多块钱，拿出了两千块，作为“启动资金”交给了他。
结果，第二天，这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我的两千块钱。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楼顶，看着远处零星的灯火，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我没敢哭，因为我知道，眼泪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我把剩下的钱攥在手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下，绝对不能倒下。
为了生存，我开始给电子市场的档口老板打零工。
装配、焊接、维修，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
我技术功底扎实，干活又快又好，慢慢地，有了一些回头客。
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干活，就是在学习。
我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着关于电子产品的一切知识。
那段日子，方便面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一顿。
我整个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每隔半个月，我会去邮局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那时候装电话很贵，我只能打到邻居家，再让邻居去喊陈静。
每次通话，都是一种煎熬。
电话接通，我还没开口，陈静的抱怨声就传了过来。
“李文海，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儿子天天问爸爸去哪了，我怎么跟他说？”
“你寄回来的那点钱有什么用？够干嘛的？街坊邻居都在背后看我笑话！”
我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怎么跟她说我被骗了？怎么跟她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不想让她担心，更不想让她看不起我。
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阿静，相信我，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这样的保证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争吵，成了我们通话的唯一内容。
到后来，她甚至不愿意再接我的电话。
挂掉电话，我常常一个人蹲在邮局门口，抽着最廉价的香烟，一根接一根，直到天黑。
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
有好几次，我都想过放弃，买张火车票回家，跟她认个错，然后老老实实回去上班。
可是，一想到那些嘲笑我的面孔，一想到陈静失望的眼神，我就咬紧了牙关。
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转机出现在1994年的春天。
那天，一个档口老板接了一个大单，一批出口的收音机主板出了问题，要求在三天内修复。
所有的师傅都束手无策，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研究了半天图纸，发现是电路设计上的一个微小缺陷导致的。
我熬了两个通宵，不眠不休，硬是琢磨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并且亲手改造了所有的主板。
当最后一台收音机成功响起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虚脱了。
老板当场给了我五千块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更重要的是，我的名声在华强北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技术过硬的“李师傅”。
我用这笔钱，租下了一个小小的柜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承接各种电路板维修和设计的活儿。
我白天当老板，晚上当工人。
为了节省成本，吃住都在那个只有几平米的小柜台里。
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宁可不赚钱，也绝不糊弄”的诚信，我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我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户，甚至有香港的厂商慕名而来，找我合作。
96年，我抓住了VCD和功放机兴起的浪潮。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开了自己的小工厂。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个几十平米的作坊，招了七八个工人。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从设计、采购、生产到销售，我一个人全包了。
那几年，我几乎没有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累到极致的时候，靠在零件堆上就能睡着。
有一次，因为连续工作超过四十个小时，我拿着电烙铁的时候睡着了，滚烫的烙铁在我的手臂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
但看着工厂的规模一天天扩大，工人的数量从七八个变成几十个，我知道，我赌对了。
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不再住城中村，在市里买了一套商品房。
我也有了自己的座驾，虽然只是一台二手的面包车，但它承载着我的全部家当和希望。
我每个月寄回家的钱，从最初的一百，变成了五百，后来是一千，两千。
我以为，陈静的态度会因此有所改变。
可我错了。
在电话里，她依然是冷冰冰的。
她从来不问我生意做得怎么样，也不关心我过得好不好。
她只会在收到钱后，淡淡地说一句“知道了”。
我跟她提起我开了工厂，买了房，她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一句：“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已经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了。
她对我当年的不告而别，依然耿耿于怀。
她对我的成功，抱着一种怀疑甚至是不屑的态度。
她不相信，我这个当年她眼里的“神经病”，真的能闯出一片天。
既然如此，我索性就不再跟她多说我的情况了。
我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继续投入到工厂的扩大再生产中。
我要的不是她口头上的承认。
我要的是，当我开着车，带着她和儿子，住进宽敞明亮的新家时，她脸上那种真真切切的、无法掩饰的震惊。
我要给她一个天大的“惊喜”，一个足以颠覆她十年来所有认知的“惊喜”。
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孤独而又疲惫的夜晚。
我开始规划未来，不仅是事业的，更是家庭的。
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痕，需要一个契机来弥合。
03
时间进入21世纪，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新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在南方的生意，也随着这股浪潮，越做越大。
我的工厂搬进了工业区，有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工人也增加到了两百多人。
我已经不再需要亲自动手去焊接电路板，而是作为企业管理者，每天跟各种各样的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
而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北方老家，另一股浪潮——国企改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像陈静一样，坚守着“铁饭碗”的人们。
她所在的纺织厂，曾经是市里的明星企业，红火得不得了。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这家老牌国企的弊端日益凸显，设备老化，产品滞销，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最开始，只是工资发不全。
后来，开始放长假。
再后来，厂里要“减员增效”的谣言就传开了。
每一次打电话，我都能从陈静的语气中，听出她越来越浓的不安和焦虑。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的事业嗤之鼻，反而会有意无意地问我几句。
“你那边......生意还行吧？”
尽管她的语气依旧生硬，但我知道，她那颗坚守了半辈子的心，开始动摇了。
她引以为傲的那个“铁饭碗”，上面已经布满了裂痕，随时都可能碎掉。
我没有点破，只是淡淡地告诉她：“还行，挺稳定的。”
我依旧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
我知道，时机还未到。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总是最磨人的。
陈静就在这种磨人的平静中，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两年。
02年的秋天，那只悬在她头顶的锥子，终于掉了下来。
纺织厂没能撑过那个冬天，正式宣布破产重组。
所有年龄超过四十岁，没有一技之长的老员工，都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陈静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天下午，她拿着那张轻飘飘的“下岗通知书”，站在工厂门口。
秋风萧瑟，吹起地上的落叶，也吹乱了她的头发。
她看着斑驳的工厂大门，看着这个她付出了二十年青春的地方，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周围是和她一样茫然无助的工友，有的在默默流泪，有的在破口大骂。
陈静没有哭，也没有骂。
她只是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她曾经坚信不疑的一切，她为之奋斗和骄傲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化为了泡影。
她拿出手机，那是我前年托人给她带回去的，一部小小的诺基亚。
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我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我正在一个重要的商务饭局上，看到是家里的号码，我立刻找了个借口走出了包厢。
“喂，阿静？”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能听到她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心里一紧。
又过了好几秒，她那带着哭腔的、颤抖的声音才传了过来。
“文海，我......我下岗了。”
短短的几个字，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这十年来，我所有的奋斗，所有的忍耐，所有的委屈，仿佛都是在等待这一刻。
我在电话里，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
因为我知道，任何语言上的安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只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坚定的语气，对她说：
“你在厂门口等我，别动，我马上就到。”
“我来接你回家。”
挂了电话，陈静握着手机，愣在了原地。
接我回家？
她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凄凉。
他要怎么来接我？
从几千公里外的深圳飞回来吗？就算坐飞机也要好几个小时。
他是想让我在老家的哪个朋友来接我吧？
还是说，他已经回来了？
他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载着失魂落魄的自己，在所有下岗工友同情又可怜的目光中，穿过熟悉的大街小巷？
那样的场景，比杀了她还让她难受。
周围的工友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她们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
每个人都在讨论着今后的出路，或者咒骂着这个无情的时代。
陈静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工厂门口，像一尊失了魂的雕塑。
就在这时，一阵低沉而有力的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
这声音，在这座小城里，显得格外突兀。
人群中响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和议论。
“快看，那是什么车？”
“好像是......奔驰？”
“谁这么有钱啊，开这么好的车来我们这破厂子。”
陈静下意识地抬起头。
只见一辆在当时的小城里极为罕见的、擦得锃亮的黑色奔驰轿车，缓缓地、稳稳地停在了纺织厂的门口。
不偏不倚，正好停在了她的面前。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这辆车和她的身上。
在无数道震惊、羡慕、好奇的目光中，驾驶座的车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的皮鞋在夕阳下闪着光。
他的脸上虽然带着一丝旅途的疲惫，但眼神却明亮、沉稳，充满了她从未见过的自信。
那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是那个十年前，被她骂作“神经病”的男人。
是那个只留下一封信，就消失在她生命里十年的丈夫。
我看着目瞪口呆，完全愣在原地的陈静，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有心疼，有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
我朝她微微一笑，开口说道，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
“阿静，上车吧，我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