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间房错杀张汉民（六）

疑窦生杀机

1935年正月十五这天，上海中央局遭到第三次大破坏，幸存负责人组成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系统、特科系统由柯庆施、王世英负责。

因为与张汉民以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失去联系，柯庆施、王世英指示汪锋，以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特派员身份回陕西，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寻找张汉民，联系警卫团党组织；二、寻找徐海东，联系红二十五军；三、寻找陕甘边党组织，联系红二十六军。

3月下旬，汪锋回到西安，在骡马市街与警3旅士兵支部书记秋宏不期而遇。

秋宏告诉汪锋，姜旭初是张汉民派驻西安的秘密代表。

姜旭初原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地下党员。

同盟军失败后，上海中央局军委安排该部地下党员回陕西工作。

因陕西省委被破坏，上海中央局军委指示他们找陕南特委，时任特委书记汪锋负责接收这批同志的组织关系，姜旭初是其中之一。

见到汪锋，姜旭初对警卫团改编为警3旅的经过以及警3旅中党组织的情况作出介绍。

秋宏和姜旭初安排汪锋以新兵身份前往警3旅在柞水的驻地。

4月7日，秋宏致电张汉民，告知汪锋前来的消息。

汪锋

警卫团扩编为警3旅，张汉民升任少将旅长。

3月23日，张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称红二十五军由郧西神速西进，在洋县、佛坪地区吃掉警2旅，现又回头经宁陕向东运动，命即予阻击。

警3旅党组织研究决定，若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

张汉民派张明远、马宗仁给阎揆要送去密信。

阎揆要按照张汉民要求，亲手抄写西安绥靖公署作战部署电报，在信中写明联络暗号还是“瞄不准不打”，然后交给张明远、马宗仁，送往红二十五军。

张汉民率部从镇安、石嘴子东进，尾追红二十五军。

曹伯箴率7团为后卫，阎揆要率9团为前卫，始终与红二十五军保持一天左右的路程。

此时，药品已买到，张汉民派雷展如送往红二十五军。

雷展如前往商洛寻找红二十五军，因红二十五军流动不定，未能送到。

张明远、马宗仁在宁陕营盘街追上红二十五军。

军领导看过密信，质问电台和西药怎么没有送来。

张明远、马宗仁答道，派去采买的人还没有回来。

此时，距离张明远、马宗仁第一次前来联络已近两个月时间。

二十五军领导认为张汉民有阴谋，即令将两名联络人扣押起来，进行审讯。

据戴季英就红二十五军史稿所作回忆：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们讲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赴不走就打掉。

“阎赫”极可能就是张明远，张汉民部阎姓官兵不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戴季英记混为"阎赫"。

张赫是张明远的别名，此时他已从团部图书馆编入通信排，继续担任警3旅党组织负责人，党内职务是陕南特委书记兼特委军委书记。

警3旅被俘党员是陆续被处死的，张明远是被俘党组织负责人中最后遇害的一位。

从这个角度分析，鄂豫陕省委和二十五军领导对张明远的供词还是有几分相信的。

张明远和张汉民的革命经历类似。

张明远在南阳策划冯钦哉旅特务营发动兵变时，联络的对象中就有张汉民。

张明远打入警2旅任上尉副官、进入张汉民部任图书馆负责人，都是经张汉民保荐、安排。

张明远有无可能说出对张汉民不利的供词呢？

还真有，当然也不排除是在戴季英严刑逼供下作供的可能性。

叛徒一说也不是毫无根据，张汉民于1928年被捕后脱党两年，重回杨虎城部，才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彼时的兵运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在叛变之前比谁都左。

陕西省委在给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强调，“张汉民根本是无产阶级叛徒，这回向四方面军调膀子实是投机”，要求放弃对“张汉民的幻想”。

陕西省委内刊发表专文，指责陕南特委“对叛徒张汉民的幻想，也正是特委立三主义投机阴谋的反映”。

张汉民部党组织和陕南特委直属于上海中央局，和陕西省委之间近似于横向的业务指导关系。

陕西省委迭遭破坏、多任省委书记叛变，张明远若对张汉民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

被扣的联络人招认，张汉民积极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因剿共有功升任旅长，“从此张汉民退出共产党，加入法西斯蒂”，张汉民尾随红二十五军，目的是“积极消灭红军，继续报功”。

法西斯蒂是共方对国党的攻击性评价。

蒋介石在内部宣扬过法西斯蒂，结出力行社（后为复兴社）的硕果。

对基层党员来说，法西斯蒂是个仅见于文件和标语的书面词，没谁见过法西斯蒂的真实模样。

基层党员和普通战士对国党、国军最常见的骂法是“白军”、“白狗子”、“刮民党”之类。

很显然，关于张汉民加入法西斯蒂的供词是供词模式化的必然产物。

被扣的联络人的另一说法，引起吴焕先和戴季英的高度警惕。

该人供称，红四方面军入陕时，张汉民率部在王曲镇、子午镇打过红四方面军，俘虏了数百名红军掉队人员。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张汉民部一直尾追红四方面军，确实抓住了一些红军掉队人员，也从民团手中接收了不少红军掉队人员。

这一“战果”，被西安绥靖公署作为战绩大肆宣扬。

真正让吴焕先对张汉民产生恶感的，是《西北文化日报》、《西京日报》上关于警卫团剿赤大捷和蒋委员长嘉奖令的报道。

这是天大的误会，张汉民百口莫辩。

实情是这样的：警卫团移防勉县后，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十大队合并，拟到川陕交界的黎坪建立革命根据地。

游击队经过勉县元墩子时，遭到盘踞在元墩子、阜川一带的王化治民团的伏击，游击队伤亡惨重，28人被俘。

张汉民闻讯，即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以奉17师命令前来押解要犯的名义，将被俘游击队员押往设在勉县诸葛庙的警卫团团部。

同时，以“民团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和民团人员逮捕，将王化治押到庙后处决。

驻守汉中的38军军部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押到汉中，交由军法处惩处。

张汉民同地下党负责人商量后,下令将被关押的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衣服，就地处决，并照相上报38军军部:“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在勉县已全部处决。”

张汉民编造“元墩子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38军军长孙蔚如和杨虎城，上呈蒋介石报功。

蒋介石传令嘉奖，西北各大报都刊有张汉民警卫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该张团第二营，驰援适机，克奏伟绩，殊堪嘉尚，希转给嘉奖，以示激励……”。

徐海东和保卫员

通过对被扣联络人的讯问，吴焕先、戴季英基本下定伏击警3旅的决心。

红军本钱小，打仗很少硬碰硬，往往是通过牺牲休息机会，通过拼体能，在高机动中捕捉战机。

红二十五军的行军习惯是跑三天歇一天，把敌军拖得疲累不堪时，再发动致命一击。

离开华阳游击区后，警3旅一直在后面尾追，红二十五军没得到休整，干部、战士们意见很大，纷纷要求尽快打掉这股尾追之敌。

詹大南，1955年获授少将

当过徐海东保卫员的詹大南如是说：“这个仗该不该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敌人追的很紧，我们跑四五天才拉下敌人一天路程。敌人几路追上来，我们从缝隙中跳出去，我们不消灭他，能保存自己吗？有人说不该打，我说他不了解情况。”

此时，徐海东已基本伤愈。

经军领导讨论，决定在九间房一带设伏。

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认真察看九间房一带的地形地势，精心做出布置。

在伏击柳彦彪126旅的蔡玉窑、文公岭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没在道路两旁的小高地设伏，敌军及时占据小高地负隅顽抗，最终得以大队逃脱。

军领导吸取以前的教训，在大小高地都有设置伏兵，就等警3旅上钩。

值得一提的是，雷展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九间房事件有接近红二十五军立场的说法。

张汉民是雷展如的入党监誓人，雷展如一直受到张汉民的关照。

关于张汉民以及17路军中党的活动，雷展如和其他同志联名写过不少回忆文章。

在单独署名的一篇回忆文章中，雷展如写道：1935年4月在九间房警三旅与红二十五军发生战斗，原因之一是对红军逼得太紧，这与张汉民同志急欲邀功有关，同时也与他的主观决定、欠缺釆纳别人可取的意见有关系。

张汉民 “急欲邀功”有何表现，雷展如没有提及。

洛宁起义后，雷展如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副师长，建国后历任四川省温江军分区司令员、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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