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间房错杀张汉民（五）

试玉当烧三日满

杨虎城知道张汉民是共产党，这是中统头子陈立夫亲口向他告知的，而且有确切证据。

杨虎城欣赏张汉民，认为他有魄力、有能力。

杨虎城顶住国党中央的一再指责，继续重用张汉民。

警卫团、警备旅都由地方财政供养，陈立夫也无可奈何。

杨虎城是刀客出身。

西北地区大、小、微军阀中，刀客、哥老会出身者不在少数。

杨虎城自始保持草根情怀，他是真亲共，佩服共产党人的血性、愿意和他们交朋友、认同共产党的诸多理念。

杨虎城身边的秘书、参议多是共党。

重用张汉民等共党人物，也是杨虎城据陕自保的需要，他需要麾下的共产党人出面同中共、莫斯科打交道。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占陕南、川北。

在杨虎城授意下， 38军作战参谋、地下党员武志平受命出使，与红四方面军签订“汉中密约”（巴山协定），约定两军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在陕军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陕军对红军提供资助，红军可以隐蔽方式前来采买。

武志平行前，同徐梦周、张汉民密商谈判细节以及建立川陕交通线的方案。

徐梦周毕业于上海大学，由李大钊直接领导，被派到宋哲元部做兵运工作。

冯玉祥发动“清党”，徐梦周转入陕西省委，后被捕。

杨虎城就任陕西省主席，委任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

南秘书长上任伊始，即释放政治犯。

徐梦周获释，经张汉民保荐，成为17师（后改编为38军）师长孙蔚如的秘书主任。

杨虎城训话

孙蔚如和杨虎城的渊源远比张汉民深。

孙蔚如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是杨虎城创办的安边军事教导队的队长，也是张汉民最早的伯乐。

杨虎城自兼大队长的南阳教导大队，由孙蔚如任副大队长，张汉民等三位中队长都是共产党人。

教导大队教育长向杨虎城报告：中队长张汉民、赵莘任、王明是共产党员，准备进行暴动，已查明扣押，请示处理。

杨虎城下令将张汉民等三人送到方城县政府寄押。

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方城县长请示如何处理张汉民等三人，杨虎城批示立即释放。

张汉民前往西安，杨虎城念其追随已久，委任为卫士营长，以示宽宏与信任。

儒将孙蔚如，先后担任17师师长、38军军长

孙蔚如对杨虎城忠心耿耿，对张汉民一直防范有加。

孙蔚如对共党分子的防范是有原因的。

王泰吉是渭华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捕。

经杨虎城保释，王泰吉出狱，先后担任参谋、补充旅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

1933年7月，王泰吉率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在耀县起义。

一时间，西安城内道路纷传，都说起义的不光有骑兵团，还会有警卫团，空气非常紧张。

警卫团3营长阎揆要率部驻在勉县菜园子，38军特务团经常向菜园子方向实施演习，实际上是对警卫团作出警戒。

警卫团驻在城固天明寺时，张汉民率部收缴地主豪绅武装的枪支。

孙蔚如命令警卫团在南郑教场坝集合，作出关于共方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训话。

孙蔚如电陈杨虎城：“张汉民是共产党，不听指挥，胡作非为”，要求解除警卫团的武装，或将警卫团调回西安。

杨虎城复电：“张汉民不听指挥，由我调回西安”。

杨虎城致信张汉民，告知理解张汉民的处境，决心给张汉民编旅，有机会即调回关中。

红四方面军违约发动陕南战役，孙蔚如被吃掉3个团，只好电请将警卫团暂留待用，最终导致九间房事件的发生。

胡宗南率第1师入陕追击红四方面军，防区与警卫团邻近。

时值春节期间，向胡部空投的军饷、物资落在警卫团防区。

胡部仗着“天下第1师”的威势，派兵抢夺，打死、打伤警卫团多人。

张汉民主持追悼会，向胡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命令部下对经过警卫团防区的胡部人员，一律“人干掉，物没收”。

戴季英

虽然两军订有互不侵犯的密约，主持省委、二十五军工作的吴焕先和戴季英从没真正相信过张汉民。

据戴季英就红二十五军军史征求意见稿所作回忆：张汉民部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两张。

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回忆:“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

吴焕先在向中央（上海临时中央局）提交的报告中，对张汉民的评价是“狡猾异常”，但没在报告中具体描述张汉民的狡猾是如何表现的。

吴焕先写道：“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侦探我之不备而袭击之。我方提出三个条件伊均承认，并献军用地图，允许为我购办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阴谋。”

吴焕先所说的三个条件，即军用地图、医药器械、电台，这是张汉民事件之当事双方均无争议的。

阎揆要、雷展如、王超北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张汉民听了张明远、马宗仁的汇报后，派人给阎揆要送信，说红二十五军需要地图。

阎揆要看信后，抽出一份陕南、川北的军用地图，交给联络人，由他们送给红二十五军。

后来，张汉民告诉阎揆要，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联系，他们还缺药品，已派王超北去上海购买电台，药品已派人去西安购买。

若戴季英的回忆属实，张汉民派人送去的是河南卢氏、灵宝的地图，则张汉民之举明显缺乏诚意，言下之意是非常明显的：我部负责保境安民，请贵军退回豫省。

戴季英是肃反专家，他的威水史更多发生在鄂豫皖期间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

人死不能复生。

中央复查张汉民事件时，没有追究个人责任。

张汉民事件只是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发生的小插曲。

按理说，戴季英债多不愁，张汉民事件是“好心办坏事”，虽然负有重要责任，戴季英完全没必要在张汉民事件上说谎。

张汉民派张含辉给红四方面军送过川陕军用地图，很难找出他不愿给红二十五军送川陕军用地图的理由。

依照吴焕先报告中“献军用地图”、“献媚我方”的表述，结合阎揆要等人的回忆，可以认定戴季英关于河南卢氏、灵宝地图的回忆是不实的。

换个角度说，若张汉民派人送去的是河南地图，红二十五军也不会趁热打铁，提出送药品、送电台的要求。

戴季英关于河南卢氏、灵宝地图的回忆，如果不是记忆错误，而是故作虚假陈述的话，戴季英就是杀人诛心！

阎揆要，1955年获授中将

阎揆要在张汉民部历任警卫团团附、营长、警3旅9团团长。

该团三个营长均为地下党员，大部分连、排、班长都由地下党员担任，是警3旅中共力量最强的一个团。

张汉民事件发生后，汪锋、阎揆要坚持向中央告状，张汉民最终在七大被评定为烈士。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毕业后任第三军骑兵团营长，后转入井岳秀部做兵运工作，是清涧起义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阎揆要先后被派往高桂滋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

九间房事件发生后，阎揆要团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阎揆要继续担任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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