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申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出生于江西老区,成长在深山沟壑之中,那里贫穷到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难以寻觅。蜿蜒曲折的山路宛如老牛拉磨,让人半天也难以理出头绪。
小时候家里穷,我又是个闷葫芦,见了人连句整话都憋不出来,更别提在姑娘面前了——那简直比让我扛着两百斤谷子上山还难。
村里人说我老实,可老实过了头就成了“呆子”,姑娘们见了我,要么抿嘴笑,要么扭头就走,连个正眼都不给。
后来我当了兵,去了重庆。山城的雾大得能当被子盖,我在那儿练出了一身腱子肉,还识了几个字,总算不是睁眼瞎了。
可退伍回乡后,我这嘴还是跟上了锁似的,撬都撬不开。眼看同龄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爹娘急得直跺脚,媒婆的嘴都磨出了泡,可相了几回亲,姑娘们不是嫌我木讷,就是嫌我穷,最后连媒婆都叹气:“这孩子,怕是得打一辈子光棍喽!”
转机出现在1984年农闲时。村里的崔婶上门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邻村胡家的春丽还没对象呢!那姑娘在上海打过工,见过世面,兴许不嫌你闷!”
我一听“上海”俩字,腿肚子直打颤——那可是大地方来的姑娘,能瞧得上我这山里的土包子?
相亲那天,我穿着在部队未舍得穿的新军装,特意前往理发店,剪了一个清爽利落的发型。
可一见到胡春丽,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似的——她穿一件碎花衬衫,辫子乌黑油亮,眼睛弯得像月牙,笑起来还有俩酒窝。
我当场就成了煮熟的螃蟹,从脸红到脖子根,嘴巴比灌了铅还沉,半天憋出一句:“你……你吃了吗?”
没想到春丽“扑哧”笑了,转身给我倒了杯茶:“天热,喝口水吧。”
那声音轻得像山涧的溪水,我手抖得差点把茶泼自己裤子上。
回家后,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她的笑。
半夜我一骨碌爬起来,翻出在部队时还没写完的信纸,借着煤油灯的光,把攒了二十多年的文采全倒出来了——什么“你的眼睛像星星照亮我的黑夜”,什么“我虽然嘴笨,但心里有团火”,写得自己都起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哆哆嗦嗦把信塞给崔婶,她瞅了一眼,笑得直拍大腿:“哎哟,哑巴开窍了!”
三天后,我正在地里刨红薯,忽然听见崔婶的大嗓门:“快回家!人家姑娘找上门啦!”
我扛着锄头一路狂奔,差点摔进沟里。
到家一看,春丽正坐在堂屋里和我娘唠嗑,见我进来,她从兜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情书,眼睛亮晶晶的:“我爹说,能写出这样信的人,心里肯定有乾坤。”
后来我才知道,春丽在上海打工时,厂里那些小伙子不是油嘴滑舌就是好吃懒做,反倒是我这封笨拙的情书让她觉得实在。
说来也怪,自打得了她的认可,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跟她在一起时,话居然像山泉似的往外冒。
半年后我们在我家门前老樟树下摆了酒席,她穿着红嫁衣,我穿着借来的西装,拜堂时紧张得同手同脚,全村人笑得前仰后合。
婚后的日子像山里的毛竹,一节一节往上蹿。
春丽脑子活络,撺掇我承包了村里的竹器厂。我白天扛毛竹,她晚上打算盘;我负责跟工人称兄道弟,她负责和客户唇枪舌战。
有回城里老板想压价,春丽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李老板,这价钱连竹子皮都买不着!”
我在旁边憋出一句:“要不……您再尝尝我们新编的竹席?”
愣是把那老板逗乐了,单子居然谈成了。
再后来我们搬进了县城,公司招牌亮得能晃瞎人眼。村里人都说我是“闷声发大财”,可只有我知道,每次遇到坎儿,都是春丽那句“怕啥,当年你那封情书的胆子哪去了”把我拽起来。
去年结婚四十周年,儿子给我们摆了席,我喝高了拉着春丽的手说:“当年要不是你捡了那封酸掉牙的信……”
她一把捂住我的嘴:“少来!现在让你写你还写得出来吗?”
全桌人哄堂大笑。
如今我俩已经是白发苍苍老人了,偶尔翻看到曾经我当年给春丽写的第一封情书,春丽就会打趣:“李大才子,要不要再给我写封情书?”我挠着头嘿嘿笑——有些话,一辈子说一回就够了。就像山里的映山红,开得最艳的那年,恰好被路过的春风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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