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司法史上,有一起案件犹如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时刻刺痛着人们的心灵,也引发了无数关于法律、正义与人性的深刻思考。这便是玛丽安・巴赫迈尔为惨遭性侵杀害的 7 岁女儿复仇的悲剧事件。
玛丽安・巴赫迈尔,1950 年出生,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她充满了恶意。在她幼年时,父母便离异,她跟随母亲来到继父家。原生家庭的破碎与重组,给她的成长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成年后的玛丽安,生活也并不顺遂,她曾两次因未婚先孕,无奈将孩子送与他人抚养。直到第三个孩子安娜・巴赫迈尔降生,玛丽安决定要给这个孩子完整的爱,她经营着一家小酒吧,与女儿相依为命,母女俩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80 年 5 月 5 日,一个平常的春日,却成为了玛丽安噩梦的开端。那天早晨,7 岁的安娜因为和母亲玛丽安发生了一点小争吵,生气地背上书包离开了家。
安娜离开时的情景,深深刻在了玛丽安的脑海中,她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她与女儿的最后一面。随着时间流逝,安娜迟迟未归,玛丽安的心中渐渐涌起不安,她四处寻找女儿,询问邻居、安娜的同学,可没有人知道安娜的去向。
焦虑万分的玛丽安最终选择了报警,警方迅速展开搜索,附近的居民也纷纷加入寻找安娜的队伍。
几个小时后,噩耗传来。在一处偏僻的河边,警方发现了安娜的尸体。当玛丽安赶到现场,看到女儿那伤痕累累的小小身躯时,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安娜手脚被绑,身上布满淤青和伤痕,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安娜是被勒脖窒息死亡,并且生前遭受了性侵犯。
玛丽安悲痛欲绝,内心充满了懊悔与自责,她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对女儿更耐心一点,为什么让女儿独自出门。但此时,再多的自责也无法挽回安娜的生命,玛丽安唯一的念头就是让凶手付出代价。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接到一位目击者的举报。目击者称,在 5 月 5 号早晨,他曾看到安娜一个人在大街上,随后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走到安娜身边,不知说了些什么,安娜思考了一下,便跟着那个男士走了。
当时目击者以为男人是小女孩的爸爸,所以没有阻止,直到听闻这起命案,看到安娜的照片后,才赶紧到警局举报。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35 岁的邻居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
克劳斯这个名字,警方并不陌生,他是个惯犯,曾两次因虐待侵犯儿童被关进监狱,还因强奸小女孩被德国法院判处 “化学阉割”。
然而,狡猾的克劳斯通过不正当手段,骗过医院获得了一张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法院依据这份证明,只将克劳斯送进精神病院,并批准其接受恢复治疗。
被警方逮捕后,克劳斯在警局直接承认了自己奸杀 7 岁安娜的事实。据他交代,在街上看到独自一人的安娜后,便用 “小猫” 为诱饵,成功将安娜骗到家中,随后对安娜实施了长达数小时的残忍犯罪,最后为了掩盖罪行,将安娜勒死,并装进箱子放到运河岸边。
克劳斯的供述,让人们对他的残忍和无耻感到愤怒,玛丽安更是恨不得立刻将他千刀万剐。但在法治社会,一切都要按照法律程序来,玛丽安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等待法律对克劳斯的审判。
1981 年 3 月 4 日,该案在吕贝克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克劳斯毫无悔意,他的狡辩令人发指。他声称是 7 岁的安娜主动勾引自己,还威胁勒索他,如果不给钱就告诉妈妈,自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失手杀了安娜。
他的辩护律师也以克劳斯在犯案时处于发病状态为由,为其开脱罪责,声称克劳斯的行为是由于体内激素作怪,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患有精神病。
按照当时德国的法律,如果精神病罪犯在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下犯罪,依法可以不予追究,但必须接受治疗。这一法律规定,让玛丽安感到深深的绝望,她害怕克劳斯会再次逃脱法律的制裁,让女儿白白死去。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并未当场宣判。玛丽安在等待第二次庭审的日子里,内心备受煎熬。她偶然得知,克劳斯为了脱罪,打算在下次庭审时编造更多污蔑安娜的言论,说安娜是个品行不端的孩子,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责。
这让玛丽安再也无法忍受,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在死后还遭受如此污蔑。于是,一个疯狂而决绝的计划在她心中悄然形成 —— 她要亲手为女儿报仇。
1981 年 3 月 6 日,第二次庭审开庭。玛丽安身穿灰色风衣,面色沉着地走进法庭。当警察带着克劳斯从她身边走过时,克劳斯脸上那一丝挑衅的笑容,彻底点燃了玛丽安心中的怒火。
就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庭程序上时,玛丽安迅速从口袋中掏出手枪,毫不犹豫地朝克劳斯的背后连开 8 枪。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法庭内瞬间乱作一团,法警们都来不及做出反应。8 枪过后,克劳斯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死亡。
玛丽安扔掉手枪,待在原地,死死地盯着克劳斯的尸体,眼中没有一丝恐惧,只有复仇后的解脱。她说道:“为了女儿,我必须杀死他,遗憾的是我没有从正面杀死他。”
玛丽安当庭枪杀凶手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传遍了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激烈讨论。民众们分成了不同的阵营,一部分人对玛丽安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认为克劳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玛丽安的行为是一位母亲在绝望中的无奈反击,是对正义的捍卫。
这些人自发地为玛丽安募捐,帮助她支付律师费用,并联名请求法院从轻处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无论克劳斯多么可恶,玛丽安都不应该在法庭上私自处决他,因为法律的审判程序还没有完成,她的行为破坏了法治秩序。
警方认为玛丽安是蓄意谋杀,以谋杀罪对她提起诉讼。在庭审过程中,玛丽安的辩护律师以玛丽安因女儿的惨死,精神和心理遭受了巨大创伤,而克劳斯在庭审期间的狡辩和对女儿的污蔑,让玛丽安情绪崩溃,在极度愤怒和冲动之下才开枪为由,为她进行辩护。
经过漫长的审判,1982 年 11 月 30 日,法庭最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判定玛丽安犯有过失杀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她有期徒刑 6 年。这一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法律与情理,让各方都勉强能够接受。
在狱中,玛丽安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她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但她并不后悔为女儿报仇。1985 年 6 月,玛丽安在服刑三年多后,由于表现良好,被减刑释放。出狱后的她,试图重新开始生活,她与一位老师结婚,随后搬到尼日利亚生活。
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0 年,两人离婚。之后,玛丽安又搬到西西里岛,希望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寻得内心的宁静。但命运似乎再次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玛丽安决定回到德国。也许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她聘请了记者记录自己最后的日子。1995 年,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玛丽安亲自承认,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开的枪。
她表示,因为听说克劳斯将在审判第三天发布有关 “安娜勒索他 5 便士” 的谣言,她绝不允许女儿去世后还被人污蔑,所以必须采取行动。这一自白,进一步证实了检方当初的分析,但此时,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1996 年 9 月 17 日,玛丽安因胰腺癌恶化,在吕贝克的一家医院病逝,年仅 46 岁。按照她的遗愿,她被葬在了女儿安娜的旁边,这对命运多舛的母女,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得以团聚。
德国 “复仇母亲” 玛丽安的故事,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案例。它反映出当时德国法律在对待精神病罪犯方面存在的漏洞,也展现了一位母亲在面对女儿惨遭杀害时,那绝望而又决绝的母爱。
这起案件促使德国社会对法律进行反思和完善,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问题。玛丽安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她对女儿的爱和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决心,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尊重。
在法律与情感、正义与复仇之间,这起案件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命题,让后人不断地去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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