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回忆：我下放那年，牛棚里住了一个逃犯

“人性的光辉就好像是野玫瑰，哪怕恶劣的环境下也无法阻挡他怒放的花朵，我就看见过绽放在盐碱地里面的野玫瑰，你看过吗？”

一，

受访人：罗权润 原沈阳铁路局车辆调配中心主任，一九六五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同年十一月被下放到锦州市锦西县永安堡人民公社北河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后被调回沈阳，后在沈阳机床厂工作至退休。

二，

我是六五年被下放的，在锦西县的北河生产队待了能有十三年，这十三年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无异于是无期徒刑，但对我来说我这不过就是人生路上的一段小插曲，我凭借乐观的态度硬生生的熬到了曙光初现的一九七八年。

我下放那年是三十三岁，刚刚被提升为调配中心的主任，那功夫对我来说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在我人生最得意的时刻，我遭遇了时代的陷阱，我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了。

无助，沮丧，委屈就像是大山一样将我压的喘不过气来，我很多次想过轻生，但想想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刚出生的孩子，自己只能是咬紧牙关去面对单位里的各种流言蜚语和异样的目光。

好在十一月的时候组织对我的处理意见总算是出来了，去锦西接受劳动教育。

我带着铺盖和生活用品大包小卷的去锦西去报道了，这一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真就好比苦胆蘸黄连，别提是什么滋味儿了。

北河生产队是一处大山沟子里面的一个村落，当年人口不多，能有六七百人的样子，是当地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了，生产队长将我安置在了村口西面一处破房子里面住下了，这就算是我的宿舍了。

我的宿舍是以前生产队的三间牲口棚子，后来被改造成了临时仓库，因为我的到来，就有把一间房间腾出来作为我的个人宿舍了，

宿舍距离村子很远，大概能有三四里地的样子，吃水什么的特别的不方便，得要挑着扁担，去村子里面打水。

我哪儿遭过这样的罪啊，可为了能够有水吃，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去村子里面挑水，几天下来自己的两个肩膀都被扁担硌得红肿了起来。

山上的风很大，我的宿舍里面根本就挡不住冬天的西北风，每天早起我都是被冻醒的，为了能够让屋子里面暖和点儿，白天我在跟全体社员干完农活还得去山上捡一些柴火用来烧炕。

六十年代那功夫的冬天特别的冷，尤其是在北河生产队这种山沟子里面儿，尤为的冷，一晚上的西北风，让窗台上堆满了洗洗的沙土，墙上的白霜结得相当的厚实，哪怕我把火炕烧得再多，墙上的白霜也未见融化。

沮丧的心情和艰难的环境让我的心和这寒冬一样，没有希望，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尽头。

我每天一早上起来，会在锅里面儿煮上半锅的碴子粥，这一锅碴子粥是我一天的口粮，晌午干完活儿的时候，回来给灶坑添上一把柴火，热一热，这就是我的中午饭了，到了晚上加上一瓢水，热一热，也是同样如此，晚饭就解决了。

那功夫就是这样的条件，虽说三年的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但想要吃好，那就是奢望，根本不可能。想要吃饱需要精打细算，多加一瓢水你兴许就能吃饱，一碗接一碗的干饭吃饱，那只有在梦里才能做到。

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简简单单的活着就好，未来，对我这样的右倾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未来的，活下去是我目前最大的目标。

我上午跟着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打苞米，平整农耕地，打扫牲口圈，积肥，这样的活儿我都干过，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双手就已经打满了老茧了。

那功夫我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要到生产队的队部里面参加集体生活会儿。

我是会议的主角，每天都要向集体小组反思自己的右倾错误，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日常。

我的汇报做完了才是村子里那些个“四类分子”的汇报，等大家的汇报做完了，今天这一天的工作也就算是结束了，可以各回各家睡觉去了。

集体生活会儿，刚开始那几天整的还挺严格的，等到了后啦，人们的情绪也渐渐的松懈了下来，坚持没几天，就由每天晚上开，变成了每隔两天一开，到后来又变成了每个星期开一次。

会议的发言，也由刚开始的每人反思，检讨。渐渐的变成了会上唠嗑儿。发展到最后，生产队的书记会问一句“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散了吧，都早点回去歇着吧！”。

北河生产队的集体生活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成了摆设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形式主义了。

北河生产队的老百姓们还不错，这里虽然很穷，但实打实的说，人还是不错的。

村子里面的老严大妈，每次在参加生活会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塞给我两个苞米面的大饼子，您想啊，那功夫的大饼子意味着什么？那是粮食，那是早两三年能救人命的灵丹妙药啊。

“孩子，你从城里来，吃不惯碴子粥，饿了的时候咬两口这苞米面的饼子，这个比粥抗饿！”严大妈攥着我的手对我说道。

“老罗大兄弟，你那咸菜疙瘩快吃完了吧，等一会儿，你跟我回家去，我让你嫂子再给你端一碗。”常宝贵大哥对我说道。

“肃静，肃静！开会呢，不知道啊？拿什么，小罗儿你那面儿有啥需要汇报的没有？”生产队的书记郑国栋问向我。

“报告组织，我，我今天跟所有社员参加了集体劳动，感到非常的充实，虽然工作很艰苦，但我没有任何的逃避思想，我要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我赶紧向书记表态道。

“行了，行了！又没人检查，啰哩啰嗦的说这些个干啥，大家伙儿要是没啥事儿就都赶紧的散了吧，赶紧的回家歇着，明儿个大家伙儿跟着队长老赵去东边儿山上把开荒地给收拾出来，散了吧！”郑书记向大家伙儿摆了摆手，就算是散会了。

我每天都是这样，机械的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儿，枯燥而无味，每每踏着月光走在回宿舍的山路上，自己总是想着自己的委屈，我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说了不该说的话，为什么我的一句话，就把我定义为右倾主义分子了呢？我不过是铁路上的一名小干部，小到任何人都可以对我忽略不计的地步，为什么？

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推开了自己四面透风的宿舍，这功夫肚子的一阵咕咕作响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随手拾起一把柴火送进了灶坑，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锅盖上开始冒起了蒸腾的水雾了。

我像往常一样，掀起锅盖“咦！”锅里面明明还剩下一碗粥呢，这功夫怎么一碗都不到了呢？

几粒清晰可辨的碎玉米粒在锅中上下翻滚着，好像是在嘲笑我的无知似的，我也搞不清楚这粥怎么少了这么多呢？明明中午的时候我只喝了一碗，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半碗都不到了呢？难道有人偷我这个右派分子的口粮不成吗？

我想不清楚，锅里面的粥为什么少了半碗，就只能喝了半碗的碴子粥，就着老严大妈给我的苞米面饼子算事吃完了晚饭了。

第二天一早上，我做了一锅的碴子粥，特意在锅里扔了一小片葱花，为的是想中午看看有没有人动我的粥。

干了一上午庄稼活的我，回到宿舍里面，见锅中的葱花依然浮在清可鉴人的粥面上，我的心总算是放下了，昨天可能是我想的事情太多的关系吧，以至于忘了自己锅中倒底剩下多少粥了。

喝完中午的碴子粥，我依然像早上一样，扔一片葱花到锅中，目的和早上一样，因为锅里面的碴子粥再怎么难喝那都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让别人动了我的命根子，没有这些个难以下咽的碴子粥，我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

晚上的集体生活会因为书记不在，就自动的取消了，当我回到宿舍门口的时候，见中午我关闭的房门，像是被人打开过一样，门没有关严实，而且仔细的听，屋子里面像是有什么动静儿似的，当然这个动静你得仔细的听，不注意你是感觉不到的。

我心中一沉“莫不是敌特分子”，这个想法在如今会显得很荒唐，但在六十年代，这个想法很正常，因为每天广播里面儿都会播出一些让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备敌特分子搞破坏的提示，所以当时我有这种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我一把抄起窗台边上的二齿沟子，俯下身，悄悄儿的走到了房门口儿，猛的一下子将房门推开，之间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要饭花子，正蹲在灶台跟前儿，用勺子贪婪的往嘴里面儿送碴子粥呢！

“你是谁？”我颤抖着嗓音问向蹲在灶台边上的乞丐。

“这位同志实在是对不起，我太饿了，我，我……”乞丐涨红着脸把勺子放到了锅台上。“我，我，我不是坏人，我就是太饿了。

我看乞丐说话文质彬彬的很有礼貌，就将手中的二齿沟子放了下来。

经过简单的交谈我得知了眼前的乞丐叫肖红卫，昨天晚上锅里面的碴子粥也是他吃的，因为担心我晚上没吃的，所以就吃了半碗，给我还留下了半碗。

肖红卫这个人挺有学问的，上至古代文史，下至马恩列斯毛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而且说话特别风趣幽默，哪怕是这一身邋里邋遢的打扮也依然掩饰不住这个人内心的才华。

我一下子就对这个人充满了兴趣，也就不在去追究他喝我碴子粥的过错了，还把昨天老严大妈给我的那两块苞米面饼子拿给了他“没吃饱吧？这儿有苞米面饼子，你吃了吧！”我给了肖红卫道。

“哎，君子不夺人所爱，这年头，粮食就是命，你自己留着吧，我有这半碗粥就足够了！”肖红卫不舍的将饼子推给了我说道。

“嗨，客气啥！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吃吧！”我把饼子又递给了肖红卫。

肖红卫这次没有推脱，拿着饼子对我连连鞠躬表示感谢，我这功夫见屋子里面儿漆黑一团，就想着把洋油灯给点着了，肖红卫见我把点燃的火柴凑向洋油灯，赶紧的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慢，慢着！浪费那个灯油干啥啊，这样不挺好的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肖红卫这么紧张，但他说不点灯那就不点灯吧，我都已经落魄到下放了，他落魄到偷饭吃的地步了，点不点灯，那不都是一回事儿吗？

我和肖红卫俩人围在灶坑跟前烤着火，开始天南地北的聊起天儿来了。

吃饱了的肖红卫，精神头儿也是越来越足，喜笑颜开的开始陪我开始聊起天来了。

原来啊，这肖红卫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后来在吉林地质勘探局工作属于是学者型人才，五十年代受家庭出身影响，属于是最早被打成右派的那一波人。

当时就把他送到了吉林市的一处劳改农场改造，这一待就是七八年，但肖红卫始终都抱着一副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样的日子早晚都会结束，自己无罪，历史最终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案的。

而且肖红卫在劳改农场里面的改造极为的消极，拒不承认错误，拒绝参加劳动改造，什么开山种地，任何一种劳动都没有磨灭肖红卫向往自由的心，用他的话讲“我无罪，我为什么要接受改造？接受改造不就是我承认自己有罪了吗？”

肖红卫劳改的年限开始无限的加长，什么时候能够释放，他不知道，就连劳改农场里的场长也不知道肖红卫这个臭老九什么时候能够被释放，可能他终身需要在劳改农场里面儿接受改造。

“没有希望的日子你怕吗？”我问向肖红卫。

“怕？我怕什么？我没有错误，我没有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没有罪，如果非要说我有罪那就是我投生的时候不应该投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可那是我能选择的吗？”肖红卫愤愤然对我说道。

“你给了我一口饭，我想跟你说个秘密，你怕吗？”肖红卫突然向我发问道。

“我是个右倾分子，也是因言获罪到的这个地方，我有什么可怕的？即使再倒霉，我还能倒霉到哪儿去？”

“我是从劳改农场里面跑出来的。”肖红卫一字一顿的对我说道。

其实我已经从肖红卫的交谈中猜到他的来历了，能从劳改农场里面逃出来着实不简单，不然他也不能造成这个样子。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问向肖红卫。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无罪，他们不能羁押我，哪怕他们枪毙我，我也不怕，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儿，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自由，人要是没有了自由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从吉林跑到锦西，为的就是进关，我要去去天津找我的那些同学，我要去北京让中央证明我是被冤枉的”

“整个国家如今都是如此，会有人管这事儿吗？”我拨弄了一下灶坑里面的柴火问向肖红卫。

肖红卫的表情在火光下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我无罪！太阳总会有升起的那一天的，你相信吗？”

我很欣赏肖红卫这种无所畏惧，与命运抗争的性格儿，但实话实说我这个右倾分子都对未来的生活不抱任何的乐观态度，更何况他这个被打为右派的四类分子呢？

我沉吟了一会儿，对他说道“可能吧，可能未来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无罪的。”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我们一定会被证明是无辜的。”肖红卫的目光坚定而威严，让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肖红卫这些天一直住在大山里的一个山洞中，白天怕人看到，晚上才偷偷的出来找吃的。

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只有我这个孤零零在山上的宿舍他才敢过来。

我让他住在我这个宿舍里，天快亮的时候再躲出去，省的别人看到。

在跟肖红卫相处的日子里，我终于学会了什么叫做“乐观，坚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两个不起眼的词一直再支撑着我在大山里面活下去的信念。

六六年五月份时候，肖红卫的行踪被人发现了，有好事者就把肖红卫的行踪上报给了公社了，公社来了很多的人把肖红卫抓了起来。

我以为天塌了，认定肖红卫一定会供出我呢，可最终有任何人来找我的麻烦。

肖红卫被带走了，说是被遣送回吉林的劳改农场了，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劳改农场的高墙是永远无法关住肖红卫那颗向往自由的心。

我认识了肖红卫，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在下放的日子里我扛下了所有的苦难，哪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肖红卫一直都是我的精神上的一盏明灯。

七三年我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肖红卫的邋遢样子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罗儿，别怕！你是无辜的，只要你没有错误，你就不需要认错！”

七四年我被关了禁闭，被关了整整七天的禁闭，只有水没有一吃的，那功夫脑海里面浮现的还是肖红卫的样子“罗儿，没事儿，只要咱们死不了真理和阳光就属于我们，坚持下去！”

就这样我依靠着肖红卫给我的信念，我一直在北河生产队熬到了七八年，罗红卫的话终于印证了，原来太阳真的是会再次升起的，我的坚持没有错，铁路局方面终于给我摘帽了，并承认了错误。

我要回沈阳了，我望着北河生产队的一草一木，我有着不舍，我不舍的倒不是这里艰苦的条件，而是这里的人，这里的人给了我活下去的温暖，而我在这里结识的肖红卫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念。

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里，我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我都凭借当年肖红卫给我的信念熬了过来，有的人会问了，信念是什么？我想说信念就是让你勇敢面对生活的勇气，一个人只要是拥有了信念，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艰苦环境当中都会坚强的熬过去的，就好比一只有信念的沙漠玫瑰，哪怕沙漠里再怎么干涸，它也会绽放出娇艳美丽的花朵的。

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我对肖红卫的思念一天强似一天，我托了很多的人去寻找那个怀有着理想信念的肖红卫，但最终都无功而返。

这些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肖红卫如今过得怎么样了？他是否带着自己的信念躲过了不堪回首的那个十年，愿你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