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62年9月，李天佑任副总参谋长。时任副总参谋长的还有杨成武、张爱萍、张宗逊。后来又增加了彭绍辉和王新亭。在总参的近8年时间，李天佑分管过包括作战、情报、军务等10多个部局。
1966年，李天佑兼任总参作战部党委书记。那时，李天佑担心外部势力会利用运动带来的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平原进行突袭。那样的话，势必会造成较大损失。
李天佑和作战部很快拟好了应对措施，从外地调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加强京津的防卫。毛主席看过报告后，马上批示“同意”。很快，一支英雄部队进驻北京、天津。
李天佑不光警惕国外的敌对势力，还密切关注着国内运动形势的发展。李天佑的夫人杜启远曾说，他本可以请假养病，避开矛盾，但他看到总参不稳，心里焦急。李天佑当时的心态就是：总参不能乱。
这年10月，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开始了“横冲直撞”。这天，还在病床的李天佑接到紧急通知，测绘学院的一批学生把张爱萍、张宗逊两位副总长带走了。李天佑很是愤怒，拔掉输液的针头，抓起电话先后给军委、总参“文革”办公室打了电话。
李天佑那时并不管运动，但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说话。那段时期，李天佑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分管运动，但不能不管违法乱纪的事情！”类似这种“救人”行动，不胜枚举。
由于李天佑管作战部，一些造反派头头给他出难题：“你必须下令出兵收复香港！”李天佑听后，哭笑不得。作为军人，知道香港被敌人长期侵占，肯定会感到羞耻。但暂时不收复香港，哪能他说了算的！
李天佑回答：“香港问题，是个国际问题，怎么能胡来？况且，调兵权在中央，我怎能派兵去收复香港？”
像这种无厘头的为难，李天佑记得有太多了。
1967年1月，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被夺了权。学院的领导、干部及学员160人，处境艰难。为了平息学院的混乱，李天佑派了调查组前去“谈判”。结果，调查组坚持了2天就支撑不住，然后被赶了出去。
3月，李天佑又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准备处理驱赶调查组事件。可还没到学院，就遭到了阻拦。工作组电话请示李天佑怎么办？李天佑决定把六十五军拉来，共同组建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学院。
有了军队的介入，那些嚣张的头头们被镇住了。毕竟谁见了黑洞洞的枪口，也会马上冷静下来。可是工作组的人都很害怕，李天佑安慰他们：“这事我负责，你们不要担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内部情况越来越严峻。李天佑只好指挥六十五军把从学院被迫出来的人，都收揽起来。入秋以后，李天佑又让部队给这些人发放了衣服、被装等物资。
这年9月，在李天佑的斡旋下，从学院出去的人都陆续回去了。学院的情况也开始逐步有了好转。
1968年3月，李天佑再次来到该学院。院领导见到他后，非常激动。李天佑询问：“还有什么困难？说说。”院领导早前听说，上面要撤销该学院，他向李天佑求证：“没困难，但不知道会不会撤销？”
李天佑认为，该学院技术力量较强，技术精湛的专家也不少，撤销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李天佑不愧是官至副总长，马上能透过表象见到内在。他分析问题的本质是学院的教员骨干，没有他们，学院也只是个空架子。
李天佑对院领导说：“把一些处境不好的骨干，放在干校学习，让他们避避风头，出了事我担着！”
李天佑的“我担子”，让那些心理不稳定的人找到了“靠山”。李天佑每当遇到危难时刻，总会说：“出了事我担子。”正是他的这种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给那些把他当“靠山”的人重新振作的勇气。
正如学院的一些老同志们所说，如果不是李天佑这样的高级干部无私的帮助，我们肯定没有力量坚持工作下去。李天佑不光给院领导、干部撑起了一片天，给整个学院，包括总参都带去了光。
李天佑的付出，该学院的人都铭记在心。以至于后来李天佑因病住院的消息传到学院后，不少人主动前去医院探望。
李天佑不仅维持总参的稳定，还会照顾那些处境不好的老战友的子女们。1966年，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被隔离审查。那时，李达的子女接到通知要下放农村劳动。
李天佑得知后，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点儿的环境，李天佑亲自出面把孩子们安排到总参直属的“五七干校”里。其实，不光有李达的子女，还有其他老同志的家人都受到过李天佑的庇护。
1970年9月，李天佑因病逝世，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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