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若人口从北流向南，南方投资应增加

5月24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就“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话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投资作业本课代表整理了要点如下：

1、最近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全球大幅增加关税，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还不确定，但估计今年的出口是负增长。

2、从去年的数据来看，2024年社零增长3.5%，GDP增长了5%，所以消费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我觉得这个局面还是要得到改变。

3、现在85%在地方，15%在中央，这个比例显然太低了。我觉得应该有50%左右在中央，这样宏观调控会更有力度，也会让大家更有信心。

4、如果我们要再投基础设施，就要考虑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方向。如果中国的人口流动方向是从北往南，那么对南方的投资是不是应该增加。

5、农村人口流向非常重要，投资布局不能一厢情愿，每个地方都要投，而应该该根据经济数据和指标来衡量。

6、政策调整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能脱离周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房地产下行周期，同时又在经历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周期，这些周期都很长，投资和消费都应该适应这些变化。

李迅雷从四个角度讲了投资与消费——为何要促消费，如何促消费，财政支出如何做，改变观念。

他认为，产能过剩背景下，要大力促消费，而促消费的前提是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他还强调，在谈消费之前，首先要解决养老问题。

以下是投资作业本课代表（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产能过剩下，必须大力促消费

今天我也就投资与消费讲四个方面，近年来，中央在这方面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晰和明确，连续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我们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既然有效需求不足，那就应该大力促消费。事实上，这几年中央都明确提出要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动消费。所以，投资要提高投资效益，这说明过去投资效益还有待提高，而没有提到要提高消费效益，这说明大力促消费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悬念的。

接下来，我从四个角度来谈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第一个角度是从我们前些年所创造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那么，我们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国际循环不畅。

最近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全球大幅增加关税，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还不确定，但估计今年的出口是负增长。出口如果负增长，那么就有大量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从2012年年末到目前为止，中国的PPI在绝大部分年份都是负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产能过剩。

所以，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我们的投资是不是要缩减？投资效率是不是要提高？我觉得在这方面不需要有太多争议。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应该大力促消费。不然循环不下去。

我们可以看下，民间投资的增速这些年来也都是负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2021年以后的房地产下行周期，房地产投资增长也都是负的，大概在-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过剩的房地产、过剩的机器设备都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拖累。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地方政府如果靠投资拉动，投资越多，债务越大。一般来说，债务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以上。这显然不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促消费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尤其中低收入群体，让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

第二个角度是从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来看，如何促消费。因为前面讲到促消费已经被放在第一位了。

目前来看，余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给出了两张图，我觉得非常认可，有启发。一张图显示，按照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这个数据显然是过低的。

另外，从资金流量表的角度来看，居民收入大概占60%，这与国际平均水平差不多，我也认可60%这个数字。

但我很好奇的是，这60%里面，中等收入、高收入、低收入这三大块之间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样的？前面余教授的调查给了我很好的启发。

他说，一般高收入人群不愿意填这个表，因为填这个表会给自己增加压力；而低收入群体会填，他们觉得收入低了，能不能增加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收入问题还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现在银行存款大概有157万亿，我最近没有关注这个月的数据，但这个数字是巨大的。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加居民的整体收入，因为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的增长相关性非常大，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要改善收入结构，缩小贫富差距，让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同时让收入增长能够超过GDP的增速。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2024年社零增长3.5%，GDP增长了5%，所以消费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我觉得这个局面还是要得到改变。

50%财政支出在中央，会更有力度

第三个方面，从财政支出来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现在财政支出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政府的占比比较少。我也认可前面两位教授的看法，我们现在要进行宏观调控。如果大量转移支付给地方，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效率如果不高，那么宏观调控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85%在地方，15%在中央，这个比例显然太低了。我觉得应该有50%左右在中央，这样宏观调控会更有力度，也会让大家更有信心。所以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要调整。

做到重消费、轻投资，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观念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某种角度来讲，是研究人的行为的。我们对地方政府怎么考核，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

如果我们非常强调GDP，因为大家通常都认为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政府文件也明确表述，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让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

但因为我们每年都有GDP增长的压力，所以要通过这个快变量——投资来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每年都被当作关键一年，那么地方政府肯定就会重投资、轻消费。这种考核方式还会导致很多重复建设问题。

比如，我们在考核高新技术产业、科技产业的占比时，大家一哄而上，结果光伏过剩、锂电池过剩、电动车过剩。

我觉得对这种行为的管理很重要。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提到，投资要注重对人的投资。消费本身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所以对人的投资越来越重要。我们还是要强调以人为本，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应该优化，加入对人的投资指标、促消费的指标，以及农民工城市化等角度。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优化的地方还有很多。

再投基础设施，要考虑未来十年人口流动方向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应该从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来考虑如何促进投资和消费。有些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从北方往南方流动，从西部向东部流动。虽然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口流动，但它改变不了这种大趋势。

那么，如果我们要再投基础设施，就要考虑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方向。如果中国的人口流动方向是从北往南，那么对南方的投资是不是应该增加。人口密集度会进一步提高，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体效率的提升都是有利的。

我们看到，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占全球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占全球总里程的45%，地铁占全球地铁总里程的43%以上，5G基站占全球的60%。

从理论上讲，这些投资都是必要的。但是否符合中央提出的“提高投资效益”要求呢？效益是要有收入、有现金流的。

如果未来有些地方会成为像美国当年的“铁锈地带”，那么前期投资可能会出现浪费。所以我觉得农村人口流向非常重要，投资布局不能一厢情愿，每个地方都要投，而应该该根据经济数据和指标来衡量。

先谈养老，再谈消费

我们正经历双周期，政策调整要顺势而为

另外，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中国人口老龄化率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我们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6%。

我们从2021年步入深度老龄化，我估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就会进入超老龄化，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这只需要九年时间。

回顾历史，德国经历了36年，法国经历了24年，日本经历了12年，而中国只需要九年。这意味着今后财政支出结构要发生变化，以适应人口加速老龄化的需求。如果连老人的基本养老都满足不了，我们又怎么谈消费、怎么谈促进消费呢？

所以我觉得政策调整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能脱离周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房地产下行周期，同时又在经历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周期，这些周期都很长，投资和消费都应该适应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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