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打散，叶挺和聂荣臻护送昏迷不醒的周恩来到香港，又落难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三天后，起义军退出南昌，进军广东。

起义军当时仍旧沿用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军事方面，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组成参谋团，作为指挥机关，由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贺龙任第20军军长，兼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第11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

而朱德，当时是第9军副军长，聂荣臻是叶挺第11军的党代表。

但是起义军在进军广东途中，因寡不敌众，加某些措施失当（比如一再分兵等），遭遇重大挫折，最后四分五散，损失巨大。

他们打得最惨烈的一战，在9月底。

当时潮汕起义失败，进军揭阳的起义军主力不足六千人，他们在汤坑与薛岳的部队遭遇，双方隔着一个山头反复拉锯，都是手榴弹招呼，一个劲地冲锋。

敌人当时的部署很周密，一路攻击留守三河坝的朱德第25师，以阻挡我军南下，一路攻击潮州威胁汕头，以切断我军各部的联系，各个击破，一路就是围攻进军揭阳的叶挺部队和贺龙一部，以消耗主力。

留守潮州的周逸群第3师，是一支刚刚组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潮州很快失守。

潮州失守，三河坝孤立，所以朱德经过激战后只好率军南撤。他最初想靠拢主力，但半途得到消息，主力也严重受挫，于是只好转道饶平北撤，到福建武平去了。

这就是后来井冈山会师的火种。

而叶挺、贺龙的部队虽然战败撤退，但也因为太勇，动不动与敌人同归于尽，把敌人打怕了。所以他们撤退时敌人不敢追击，一时没有战事。

只不过那时候，叶挺和聂荣臻为难了，他们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因为潮州丢失，汕头不保，汤坑都没拿下，周恩来等人主持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他们去海陆丰困难重重，又会丢下已经被隔绝的朱德第25师。

所以叶挺当时的意见是，去福建。

福建方向只有敌张贞的一个师，本来防守薄弱，那个师又没多少战斗力；叶挺早年跟随孙中山在福建干过一阵子，对那里比较熟悉，这样还能够找到第25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

但是这个主意虽好，聂荣臻却不同意。他就是觉得叶挺很对也不同意。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接到总指挥部撤退的命令，不能各干各的，擅自行动，还有可能打乱总指挥部的部署。聂荣臻是党代表，要顾全大局。

于是叶挺最终还是听从了聂荣臻的建议，掉头向西，过揭阳去海陆丰。

叶挺、聂荣臻随后还算顺利，他们不久后终于在流沙镇追上了总指挥部。

叶挺和聂荣臻赶到时，总部领导正在开会，商讨今后的方向，于是叶挺再次提出他的建议。

他说，海陆丰地方不大，地形不利，原先就有敌人，如果敌人再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形成夹击，那就是背水一战，绝对不可以去。

而组织性超强，又是非分明的聂荣臻在这时明确支持了叶挺。只可惜他们偏偏又有了新的难题。

起义军的最高领导周恩来病情严重，贺龙已经在去海陆丰的路上。

周恩来当时患上了恶性疟疾，正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他连稀粥都喝不下了。但他神志不清时，仍在喊冲啊！冲啊！

叶挺和聂荣臻当时非常担忧，但他们只能在周恩来清醒时，劝他好好休息。

如此一来，缺乏主心骨的起义军领导对于行军方向就争议很大，等前面再有报告传来，说有支部队投敌，大家的意见就更不统一。

然而这时候，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当枪声在流沙附近响起时，起义军一片混乱。

因为刚刚退下来的部队与总指挥部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穿插得不成样子，没有一支部队形成建制。你就是调支机关枪也调不到，有枪管会找不到枪架。

于是起义军很快就被打散了，叶挺和聂荣臻只能一步不离地护着周恩来撤退。

他们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唯一的一把小手枪，也始终在护着周恩来撤退。

那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他们语言不通，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敌人的大部队在追击他们，有些地方反动武装也会向他们发起攻击，情况当然万分凶险。

有幸的是，广东有彭湃，彭湃在很多地方有深厚的工作基础，当地农民支持共产党，愿意帮助他们，他们最后终于设法找到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

杨石魂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并且与叶挺、聂荣臻早就认识，于是接下来的事就比较好办了。

他们当时只能先去香港躲避，同时为周恩来治病，杨石魂不敢大意，他在把周恩来等人转移到附近村子的当晚，就找来担架，把周恩来抬上了一条小船。

杨石魂跟着上船，亲自护送，但那的确是一条小船，小到一叶扁舟。

他们四个加上船工，就已经把船塞满。他们把周恩来安置到船舱，就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所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只能跟船工挤在船板上，任凭颠簸。因为当时海上风大浪急，无论站着坐着都像冲浪，处于最危险之处的聂荣臻，只好把自己绑到了桅杆上。

他们一路艰险，在大海上搏斗了两天一夜，才到了香港。

香港其实也不安全，那里照样有军警、巡捕、特务在盘查、捉拿共产党。潮汕起义失败后，他们对败退下来的共产党人尤其严防。

杨石魂到香港后，首先与广东省委取得联系，由广东省委的同志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租了两间房子。

昏迷不醒的周恩来是杨石魂背进小楼的，对外身份是姓李的商人。然后广东省委还派来一位有护士经历的女地下党员范桂霞，出面请医生，并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三天后才终于醒来，他机警过人，一醒来就盘问了范桂霞，直到确认可靠，才露出笑脸，表示感谢。

周恩来康复的过程中，聂荣臻最早返回内地领导战斗，叶挺对周恩来照顾得非常周到。

周恩来心怀感激，曾经对叶挺说，你在家是要摆大丈夫架子的，什么都是夫人照顾，现在却要事无巨细婆婆妈妈地照顾我，难为你这个大丈夫了！

他们这些人的不离不弃，重情重义让人感动。

不过他们刚到香港的时候，还是遇到过不少危险和困难。

比如杨石魂离开时，叶挺和聂荣臻忘了问省委的联络暗号。他们两个去机关接头，机关的人一看这两个人衣冠不整，还不知道暗号，立刻撤了。

地下党一开始出于安全需要，先单独安置了周恩来，没接上头的叶挺和聂荣臻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不敢在大街上走，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个小饭摊胡乱填饱肚子。一吃完马上离开。

两个人总不能一直在外面躲藏，所以商量了一下，就又去找了一家小旅馆，洗澡、理发，换了新买的衣服、鞋子。

聂荣臻那时候幸亏跟叶挺在一起，不然他可就难办了。

因为他在回忆录里说，他那时候没经验，居然不知道要带钱，身上分文没有。

而叶挺，不只是带了足够的钱，还在腰里藏了许多大票子。

不过叶挺的大票子，对他们也成了一个考验。

叶挺有一次掏出一张百元港币买东西，商人接过去一看说是假的，叶挺一听非常生气，几下子就把钞票撕了。

百元港币能买好多东西，聂荣臻看了既心疼又担忧，他悄悄对叶挺说，老总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百元大钞你说撕就撕，人家不怀疑吗？

可是叶挺说，必须撕。他怀疑是假票子，就可能找来警察，我撕了就没事了。

叶挺说着立刻带聂荣臻离开，他们随后还换了旅馆，改变了装束。这以后，他们就与组织联系上了。

叶挺智略过人，也生活经验丰富，可以说已经能够应付任何场面。其实贺龙和刘伯承也有过差不多的经历。

起义失败后，贺龙和刘伯承也逃到香港去了，他们当时都穿着脏兮兮的破军装。

下船前，两个人约定，贺龙身体胖有派头，装主人，刘伯承身体瘦，装仆人。然后刘伯承就上岸去找旅馆。

刘伯承到了一家旅馆，茶坊带他看房间，刘伯承一看房间又暗又小，非常生气，指着房间说这不好那不好。

他说着说着，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军装褴褛，脸又黑又瘦，胡子头发又长又乱，连忙收敛、补救，说我是替我们主人来看房间的。

刘伯承后来提到这事，哈哈大笑，说急死人了，差点露出马脚。这的确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大祸临头。

由此可见，地上地下是两条战线，就是刘帅、叶帅这样高智慧的军事家如果没进入角色，也会犯低级错误。

这倒不是说他们做特工，做地下工作不行，而是说人各有所长，任何人都需要成长，需要经验，需要进入状态。其使就是钱壮飞、李克农这样的特工天才，也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实际上聂荣臻后来被调到特科，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很快就成为地下工作的高手。

他当年是因为顾顺章暴露出的问题太多，才被调来的，顾顺章其实也知道聂荣臻党性、纪律性强，是为了约束、帮助他而来，但他散漫惯了，已经刹不住车。

顾顺章送张国焘和贺昌去苏区时，以及回来，聂荣臻对他都做过规劝，但他都没有听。

所以他就在武汉被捕，并迅速叛变了。

而这些事如果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

“高尔基没有经历过许多生活，就不能成为高尔基……重要的还是在生活里锻炼意识。那是不容易的，人最难克服的就是意识。”

他们当时处在危险之中，也会出现失误，可见意识问题的确重要无比。但它其实在现代也是如此。

因为任何没进入自己生活、工作角色，缺乏必要意识的人，都可能败于各种敌人。

（材料来源:《聂荣臻回忆录》、《刘伯承回忆录》、《周恩来在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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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