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谈新大众文艺：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

5月27日，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在深圳举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作《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主旨演讲，谈新大众文艺的经验力量，指出新大众文艺是一种由经验出发、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

以下为《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演讲全文——

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共识。但“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仍然照亮了很多新的写作者和写作类型。不管你从事何种工作，只要你愿意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受的生活和事物中汲取力量，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你就能成为创作者；不管你用什么表现手法，只要能写出逼人的真实，你就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创造力并非一些人的专利，所有对生活怀着好奇和热情的人，他们的生命力、感受力、想象力都有可能成为艺术。

正因为如此，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发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敏锐地意识到“新大众文艺”正悄然而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认为“时代变了”，大众正在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新的写作群体，新的经验类型，新的传播媒介，正在催生新的创作，也在形成新的受众人群。作家写一个关于建筑工人的故事，肯定不如这个工人自己站出来述说自己的见闻、体验和心事那么生动；生活中我们可以礼遇一个清洁女工，但可能并不了解她们的工作细节和微妙感受。当他们直接站出来写作，以文字的方式笨拙而有力地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梦想时，我们才发现，他们更像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也正在面对一批陌生的作品。像《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清洁女工笔记》这些作品，里面质朴真实的语言、故事打动了很多读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出现一个全新的叙述者“我”——这个“我”，以前更多是作家的虚拟身份，在一种假定的语境里，通过虚构来想象别人的故事；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我”，不仅是“剧中人”，也成了“剧作者”了。他们以近乎非虚构的方式来直面自己的生活，这些生活下面，有负重，有压抑，也有叹息和痛楚，过去他们是以身体和意志来经历这些“生活”，为了生计，不得不苦熬，今天他们坦诚地通过文字重现这种“生活”，把那些通过自己身体一点点感知到的细节、场景和感受，变成故事，变成一种可以交流和共享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是全然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有多年广东打工经历的诗人郑小琼曾说，“作为一个流水线生活的工人，我知道当铁砸在自己的手指与别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与坐在书房依靠资料感受到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一种疼痛是自己亲身感受到，有一种疼痛是想象得来。”写作者是否亲身感受到一种“疼痛”，是否有过铁砸在自己手指上的经历，他的写作态度是不同的；虚拟一种疼痛和经历一种疼痛，二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不一定都要写经历过的事，但有此切身经历和感受的人，愿意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并有能力写下自己的故事，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高兴、值得重视的，毕竟，“铁砸在自己的手指与别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样的”。

写作是一个取得经验的过程。无论是人生中所历经的，还是由见闻或阅读而来的经验，储存下来之后，会在某个时刻被激活，然后把它写下来，这种对经验的取得和形塑，就是写作的过程。但写作的完成，光有经验是不够的，经验要反复积累、叠加、辨析、过滤，达到饱和状态了，写作才会显得丰盈、有力。“饱和经验”是写作的血肉基础。写作的贫乏，常常就是经验的贫乏。以前讲文学来源于生活，就是要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和体验，使一种浮浅的经验变成“饱和经验”。

文学写作要重新认识这种经验的力量，并借由“饱和经验法”来让写作重获生机和活力。

目前活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几乎都是第一线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身份可能是保洁、保安、瓦匠、木工、电工、石材工、烧烤摊主、衣服店老板，但这些平凡的写作者，在作品中所写的细节和经验都是他们自己用手摸过、用身子扛过、用脚丈量过，甚至用鼻子闻过、用舌头尝过的。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创作者，把劳动经验转化成了身体记忆，让这些一度被忽视的肉身经验，在文字中重建起了一种存在的重量。

不可忽视这类写作对日益固化的文学现状的冲击。

这个世界不缺故事，缺的是“我”的故事。有多少个“我”，就有多少种真相，多少种可能。当生活贫乏、想象苍白、心灵造假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病症，当作家经验的边界越来越窄，那些大同小异的情爱故事被反复设计和讲述，文学已变得乏味。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未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一直是匿名的、沉默的。我曾经把这种写作现象称之为“生活殖民”。这里的“殖民”，不是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强势的、主流的生活对另一种无声的、边缘的生活构成了压抑、忽略甚至取消，这就是生活殖民。反抗这种生活殖民的方式，就是要让文学呈现出更多的生活类型，迸发出更多的个体声音，以让无声者发声，让小声者发出大声。

“新大众文艺”应时而生。它团结那些无名的写作者，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并对一种强力生长但还未经雕琢的写作方式抱以足够的宽容。他们是新大众，也可能是新的艺术家。写作的圈子被打破了，人人皆可是作者。这令人想起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著名观点，“人人都是艺术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已经是艺术家，而是说人人都具备艺术的创造力，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潜力。博伊斯是要向我们传递一种信念，假若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世界，就必须人人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何地、做何工作，你都不能袖手旁观。这意味着，要激发更多潜在的写作者，表现更多容易消失的生活，让更多人的眼泪与欢笑、失望与希望被听见和看见。当文学足够宽广、足够体恤，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才是健全的，我们理解人性的眼光才是公正的。

就文艺创作而言，“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谁在写”也同样重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越来越纯化为一个“怎么写”的艺术问题，作家们热衷于各种语言变革、形式实验、叙事探索，写作上花样翻新，那时的口号是，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不可否认，对“怎么写”的重视，确实为中国文学补上了关于艺术本体的重要一课，但过度偏重技巧和修辞的后果，也容易使文学流于纸上的游戏，而缺一些来自生活和生命本身的那种直接、粗砺、苍茫的力量。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可以解读为是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是一次从“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这些新的写作者，并非是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的，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在那种周而复始的生活中摸打滚爬了多年，才有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写作经验。经验的力量有时就是存在的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更多的就是依赖这种经验的力量来打动读者的。

在这个被形容为一切都转瞬即逝的现代社会，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借助理性、仰赖科学；那些未经审视、验证的经验，不再受重视，感觉、思绪、情愫、梦想，等等，似乎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事物。生活越来越规范、秩序，生命越来越漠然、苍白，这背后的症状之一正是经验的贫乏、感觉的钝化、精神的枯竭。文学所要反抗的就是生活的规范化、秩序化，它以想象赋予生活无穷的可能性；文学所要重申的就是理性和科学并非无所不能，人类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能少了爱与美，艺术和感动。当越来越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愿意写出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的感受，这种磅礴的文艺力量就会被昭示出来。

因此，由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和发展所引发的从“怎么写”到“写什么”“谁在写”的思考，可以视之为是观察、理解、认识中国当代文艺现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转换。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