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

1942年5月，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同时，国民党在不断搞摩擦。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召开了一场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成为当时与后来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时至今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却需要注意时代变化，不能生搬硬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为“引言”与“结论”两个部分。“引言”内容较少，结论内容较多。

在引言中，毛主席首先说明，“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主席肯定了“五回四”以来文化军队对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贡献，说：

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

写到这里，不得不再批判一下项立刚于5月4日发表的谬论。

5月4日，项立刚发文称新文化运动基本是文人的臆想，是文人的自吹自擂。项立刚说中国今日之强大与当时文人从国外引进先进思想无关，等于彻底否定了五四以来文人的贡献。

这种言论自然是无知透顶的。不过，项立刚如果知道毛主席说过上面那句话，他肯定就不会如此大放厥词了。

毛主席肯定五四以来文人的贡献，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问题。

在引言中，毛主席指出的问题有：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这些其实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统一的。

毛主席指出，文艺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要站在党的立场，歌颂自己人，暴露敌人，要为工农兵以及干部服务。

“结论”部分，总体上算是对“引言”内容展开论述，也补充了对于文艺创作的方向、方法的具体说明，并论述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

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需要注意时代的变化，适当调整，而不能生搬硬套。这主要体现在“态度问题”这方面。

首先要认识到，毛主席明确指出，歌颂与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这说明，在文艺创作中，歌颂与暴露都没有毛病。而实际上，这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和认可的两种基本创作态度。

但这是不是说，一个文艺工作者既要写歌颂的、也要写暴露的呢？当然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其创作的内容，可以都是歌颂的，也可以都是暴露的，还可以兼而有之。这与个人创作风格、长项有关。

其次，更要认识到，由于时代的变化，暴露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时处在革命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叫作“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暴露的是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

这一点，在“结论”部分说得更具体：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留的恶劣影，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有缺点，这种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当时因为处在革命战争时期，暴露的对象是敌人。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反革命的敌人已经被消灭，显然不能再是暴露的主要对象。

以前的革命题材当然还要写，但写和平建设时期的题材应该成为主流，以发挥文艺的社会服务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暴露的主要对象就变成了一切危害人民、国家利益的人和事。

敌人被消灭，不能再危害人民、危害国家，但是社会上有一些黑恶势力，或有一些干部腐化、堕落或愚蠢，这些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危害着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文艺作品要对此进行暴露。《人民的名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人民的名义》是徐州籍作家周梅森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优秀作品《绝对权力》也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两部都是反映官场贪腐问题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