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之子张廷枢：抗战时加入八路军，父亲去世后不久去世

记得当年在看文章和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少帅》时，对主人公张学良的童年发小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张学成和张廷枢二人。

与成年后嚣张跋扈、误入歧途的张学成不同，张廷枢始终保持一番低调务实的做派，在张学良面临危机时还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劝慰，算得上是少帅实实在在的挚友了。

当然，这些又与张廷枢的父亲张作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张作相本就有“辅帅”之称，在辅佐张作霖坐稳“东北王”宝座以及力推张学良出任东三省最高话事人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廷枢，自然也就比其他同龄人多了份谨慎和稳重。

值得一提的是，张廷枢在抗战爆发后曾积极收拢东北军官兵组建抗日力量，并以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身份率部在晋南地区坚持战斗。

与张学良的家族长子身份不同，张廷枢在张作相9个儿子中排行第二，但却是这些人中最有名气的一位。

作为张学良的发小，张廷枢与张学良、冯庸、鲍毓麟以及张学成等人自幼就仿效父辈们的义结金兰，也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圈。此后，几人又陆续进入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

张学良在1920年4月以炮兵科第一名成绩毕业后，即被任命为奉军第三混成旅第2团团长，张廷枢虽然不比对方的晋升速度，但也在1923年升任上校团长，并始终作为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在奉军中担任要职。

1928年6月，随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东三省也随即进入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帅时期”。当然，张学良的接棒登台，也就意味着新派将接替老派，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来经略东北。

这种情况下，张作相、汤玉麟等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张廷枢、鲍毓麟等人逐渐成为奉军中骨干也就成了形势发展推进的必然。

上任伊始的张学良，在促成东北易帜统一的局面后，着手对奉军整编为“国防军”、“省防军”下了很大力气。

最终，东北军队共编为国防军步兵24个旅、骑兵5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中队；海军3个舰队、3个陆战大队；省防军辽宁7个团，黑龙江7个旅、热河2个旅，屯垦军3个团。此外，还编有工兵、辎重、通信、铁甲等新式兵种，总兵力约30余万人。

整编后的东北军，常设的最大单位是旅一级。这样一来，心怀不轨的人即便想发动变乱，所能直接调动的部队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张学良又进一步将张廷枢等青年将领纷纷提拔到旅级军官岗位上，有效强化了自己对奉军的掌控。

至于老帅遗留下来的一批“元老们”，也就顺理成章的被提拔有名无实的位置上，基本处于退居二线的养老角色。

这一时期的张廷枢被委任为改编后的奉军第12旅中将旅长，率部担负起驻防锦州门户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廷枢当即下令紧急动员并进入战争状态，全旅在锦州、义县一带布防，同时在大凌河沿岸昼夜赶筑工事，准备随时阻击日军西犯。

遗憾的是，因为“不抵抗”命令的影响，张廷枢无奈率部撤入北平南苑。

退入关内后不久，张廷枢的第12旅被扩编为112师，作为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两个独立师之一，足以看出张学良对张廷枢的信任与重用。

在这个基础上，寄希望于率部打回东北老家的张廷枢，将父亲张作相用于提升卫队装备的十几辆载重型卡车和100余支德制新式手枪补充在112师。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1933年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陷，日军兵分数路向长城沿线发动猛攻，意图逼近北平、天津，由此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彼时，驻守北平东北大门古北口的东北军107师不敌日军猛烈炮火，张廷枢当即率112师急行军百余里赶往驰援。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从东北军到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打得都非常艰难。

最终，古北口于4月2日沦陷于日寇之手。在此期间，由于中央军与东北军之间互不信任的嫌隙，使得张廷枢对老蒋颇有微词，加上长城抗战失败后老蒋急于同日军求和的种种行为，无疑让他内心的愤懑与日俱增。

古北口战役失利后，张廷枢率部移驻宣化，与驻扎怀来的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一道，致力于同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合作。

我党秘密党员张公干、李平一、郭永照等人也都被相继派往东北军112师和骑兵二师，时刻准备策应抗日同盟军行动。

张廷枢与黄显声本就在东北军中有“张不离黄，黄不离张，张黄不分”之说，伴随着二人同我党建立起一致抗日联系，官兵们不仅可以阅读大量进步书籍，一批共产党人也成了部队的政治教官。

此后，面对老蒋征调东北军与“围剿”红军的行径，张廷枢颇为反感，但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又很难改变现实困境。

思虑再三后，张廷枢于1935年12月向张学良提出辞职，在声泪俱下的向对方诉说日寇侵占东北、蹂躏同胞罪行的同时，张廷枢斩钉截铁的表示：

张廷枢辞职一年后，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半年过后，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又意外来临。

在同黄显声一道赴南京营救张学良无望后，怀揣着对老蒋的极端失望和对抗日的极大热情，二人旋即分头去联系组织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

1937年8月，张廷枢前往太原抗日一线。此时的太原城中集结了大量流亡的东北学生和东北军官兵，得知张廷枢意在组建抗日力量，纷纷踊跃报名参加。

深感势单力薄的张廷枢，当即找到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周恩来，在对方的直接关怀下，八路军办事处为张廷枢百余人的抗日队伍举办了训练班。

不久后，张廷枢率部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受改编，随即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同时由昔日东北军中的老战友张政枋担任副司令员，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兼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随后，第一游击纵队奉命驻扎在河北邢台一带，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扩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3个支队、近2000人的队伍力量。

遗憾的是，此时张廷枢的身体情况却并不乐观。1938年秋，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的张廷枢已经身患严重肝病，两年后，张廷枢经组织同意，动身前往香港治疗疾病。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张廷枢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一同返回天津，之后的时间里，张廷枢基本处于在家养病状态。

抗战胜利后，张廷枢由天津迁往北平定居。老蒋为了拉拢原东北军旧部，遂委任张廷枢为“东北行营中将高参”之职，但对对方反复无常始终愤愤不平的张廷枢，既没有领命，更谈不到去上任。

北平和平解放时，张廷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许多昔日东北军旧部和抗战时期的老友前来探望时纷纷安慰道：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通过医生了解张廷枢治疗情况并致以问候。随着父亲张作相在1949年3月因脑溢血去世后，张廷枢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刻。当年7月23日，张廷枢病逝于北平，年仅46岁。

张廷枢的威望和影响力虽不及父亲张作相，但就其国破家亡之际挺身而出的抗日之举而言，丝毫不比同时期的将领们逊色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