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 | 我本渔樵：“返乡笔记”十年回望

王磊光

是在2016年深秋吧，彼时我仍在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早先读过《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后来又了解到《呼喊在风中》这本书，一位湖北老乡专程从工作地赶到上海，在上大文化研究系办公室要到我的电话。我请他在学校的咖啡厅喝东西，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更多时候，是他在讲述，我只是偶尔发表看法。然后分手告别，没有互加微信。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甚至连他姓甚名谁，我很快就完全不记得了。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清楚，他驾车两个多小时，唐突地去寻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向我倾诉他所经历的苦难？同样作为80后，他从鄂西的大山里走出来，我从鄂东的大山里走出来，跋涉千里去读了大学，最终在一个现代化都市里落脚，这中间经历的苦，没有谁会比“涂自强”的苦难要少；是为了输出他的观点，以给我一点人生的教育？他的观点非常鲜明，那就是社会怎么样、乡村怎么样，你纠结于这些外在的环境干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个人，要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

我们之间的交流，自然是有些不投机。并不是我已将他定位成自私的人——他不仅不是不关心社会，反而对于社会的运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理想。自始至终，他都在强调，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通过个人奋斗把自我搞好了，整个社会不就自然好起来了吗？站在他的角度，他会是怎么看我呢？大约觉得我一直纠结于乡村，是不可理喻的吧。我和他的隔膜，正是来源于对乡村感情的不同。他于乡土是拒斥的、不耐烦的，他相信个人奋斗。而我，深深信赖乡土的价值，相信共同体的文化才是乡土的根本和未来。再退回二十年，我自然也是个人奋斗的崇信者，但现在的我，对此早已感到疲惫和茫然，说起话做起事来，也越来越趋向平和与中庸，越来越接近从前的乡村知识分子了。

很不幸，这种矛盾，也显现在我日后的高校教学中。在讨论城市化、留守人群、乡村教育、消费社会等种种问题时，想要让学生从城市和乡村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乡村作为人类的存在之家，比城市不知道要久远多少——这个角度来理解世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涉及城乡关系的任何问题上，学生永远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前见”，那就是乡村意味着落后，代表着过去，是要被抛弃的对象，而城市意味着发达，代表着未来。我还没有遇到过真正能够摆脱这个“前见”来思考问题的学生。

一个人降生在什么地方，那是嫩豆腐掉进灰里，那灰粘在豆腐的表皮，又悄悄地渗透到它的内部，吹不走拍不掉，就是所谓的文化基因。在最近四十年的社会话语等级中，乡村毫无疑问是被挤到了最底层，拥有乡村基因的孩子，也毫无疑问被默认为是不幸的。

但我并不因为家乡的落后和成长年代的穷困而变得冷漠，恰恰相反，对于我的出发地和我的年代，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泪水，也并不是乡愁。我没有乡愁，或者说我的乡愁是另外一种形态。自从我的《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在2015年春节时流传开来之后，与“返乡体”相关的一个重要评价和媒介话语就是“乡愁”。最初，我也为此感到困惑，我直觉到这个评价是有问题的，又百口莫辩；我也相当不喜欢“澎湃新闻”给我戴上的“乡愁博士”的帽子。而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让返乡笔记广为流传的机制之一正是乡愁话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确信：我写的不是乡愁，我也不是因乡愁而写作，我写的是问题；乡愁在有时候会因问题而起，却往往是对问题的消解。把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性问题，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情绪问题，这般解决问题的方案，我统统是不赞成的。我长久地站在乡村的泥土上，与问题对视，我怒视着它，它嘲笑着我。《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自然早已是成为历史了，但它反映的很多问题，有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有些却是更加严重了，比如乡村的原子化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大龄男青年讨媳妇的问题。而它提出的“知识无力感”这个概念，可以说直到今天还是对于青年一代情感结构的有效把握。

……“为什么乡村一定要比城市低下？你们看到的今日现实，难道就是永远的现实吗？为什么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教育，一定要分配给城市？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下，如何去改变城市宰制乡村的状况……”我的一系列提问，在学生看来，大约也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问题听起来傻得很，原本就不该问。我确实不知道如何让我的思考更具说服力，甚至勉强拿美国做例子，说美国的乡村就极美丽而富足，美国的有钱人更愿意住到乡下去，但是我又并不敢展开多讲，担心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无处不遭遇这种矛盾，我得承认我的捉襟现肘，任何思想都不会比现实更加强大。有时候竟生出闷气来，以至于听到别人讨论此类问题，连话都懒得插上一句，仿佛在我的内心已是真理在握。其实我也常常在自我怀疑；也总在教育家族的下一代要好好读书，不然以后去城市连做工的机会都找不到；也总在奉劝旧时的同学朋友，不要轻易回农村投资创业，否则极可能连养老的本钱都收不回……在骨子里我有如一个老农民，最担心种下的是龙种，收获了跳蚤。比起对城市主义者的质疑，对于乡村主义者，我的疑虑其实要深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自问：乡村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什么？像我这般总是乡土在大地上行走，又是为了什么？

不得不承认，是乡村培养了我的情感。这感情有质量有深度，是偏执的，甚至跟我的家乡灵犀相通。2006年冬天，我倚床读书至深夜，万籁俱寂，忽然竟想起我祖母一生受的磨、遭的难，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个不停，过不久，祖母就没有太多征兆地去世了。类似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发生过数次：在深夜独自面对自己时，会莫名地想起某位亲人此生的遭际，心里难过得很，而不久之后，便传来这亲人亡故的消息。每一次这样的心痛，每一位亲人的离去，都令我感到深深的自责与亏欠，我是永远都无法偿还他们的恩情了，而我们也永远不能在同一座村庄、同一个时间再次遇见。

在一首名为《小年夜》的短诗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在暴雪到来之前，先祖

已被我们请回家中。

天下水总是往下流，世上无人

不亏欠另一个世界的亲人

只有在今夜，待先祖用过饭后

我们环绕桌子，烤栎炭火

喝老米酒，谈起他们在世的功业

心间温热、平圆，仿佛所有雪

都覆盖于心头。仿佛

时间从未存在过，我们与他们

混坐一起，一杯接着一杯地喝

喝到后来就没大没小，没天没地

羊群般的雪落了整整一夜

这无边的大自在，每年要赶在此时节

回收世上人的脚印

也是乡村培育了我的想象力。小时候放牛，躺在草地上看云，总想着云层之上是什么样的；站在山顶眺望，总有更高的山遮挡在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那边还有些什么呢？十分幸运，在贫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听过非常多的民间故事，也因为偶然的条件，读到了比较多的书，尽管这些课外书，除过一些童话、神话故事以及作文书之外，更多的是与我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成人故事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还有几本外国长篇小说名著。那时候，书本在乡村是稀有之物，但喜欢看书的人，似乎比今天还要多。是书本给我带来了一个“第二世界”，也是日后我能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不坠青云之志的原动力所在。

年少时的我极敏感，沉迷于幻想，不懂人情世故，又少年老成；极怯懦，只敢在心底愤怒于一切歧视和强力；别人对我的好，一点一滴都要铭记于心。乡村和书本对我的共情力和想象力的滋养，毫无疑问会支配我的一生，成人后的一切遭际，也都可从中找到线索。

我是在离开家乡很多年之后，才忽然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逼仄而贫穷的原生地，虽然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但却不太能增益他的理性力。家乡的大山确实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限制了我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能力。唯有脱离母体，一个人的理性才可能得以真正生长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脱离母体的两种方式。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能够超越性地反观家乡，正是因为从网络上读到王晓明老师的《L县见闻》。我跟很多人讲过很多次，“L县”就是我的家乡。这篇学术随笔，我是读了许多遍，也流过许多遍的泪。正是以它为起点，我有了自己的追问：像我家乡这样的贫困乡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像他们那样不计成本地投入农业劳动却又总是劳而不获的农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农村大学生的我，以及无数像我一样从山里头走出来的80后，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仍是我思考乡村社会的核心。它们贯穿于我的生命，有二十年了。

反复阅读《L县见闻》的那些年，我正在湖北省的一所远近闻名的高中做着语文教师，完全没有想过日后会继续折腾，折腾到上海深造，而且就是做了王晓明老师的弟子。冥冥之中，仿佛命运真的在安排。但此时此刻，我并不想细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对我的重塑。我倒是想要提及另外几本著作，它们同样构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个节点。

首先要说到的是2013年读到的《小农立场》。在贺雪峰老师的众多著作中，《小农立场》并不居于显要位置，但作为读者，我却总是将其看作理解贺雪峰思想的一把钥匙。如果说《L县见闻》让我认识了一种批判法，开始有意识地从文化上反观乡村，也反观我自己，但与此同时，一种本来的自卑感，无形间又在我身上加深了一重。仿佛是贺雪峰将我从孤愤和自卑中往回拉了一把。读《小农立场》我是感动的，但与读《L县见闻》的那种感动不一样。后者让我进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态，获得了从来没有思考过的“理”和看问题的方式；而前者，则是让我进入到农民之为人的逻辑，觉得那些浓烈的、埋藏于我心底的影影绰绰的感受，那些被压抑着的说不出的话、道不明的理，终于有人替我传达了出来。单单是对小农立场的肯定，就让我有了知音般的感觉，我甚至觉得，贺雪峰老师只是在对我一个人谈心：你要学会肯定你的父辈。在我的成长史中，“小农”这个词，第一次拥有了正面的意义。

其后不久，我又读到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不得不提及这样一个普遍状况：说起乡村基层政府、村干部，从我的父辈到80后一代，很少有人不恨得咬牙切齿，长久以来，他们在我们心中，就是腐败贪婪，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的代名词。但是《八次危机》，却以原创性的理论框架构建，让我初步理解了“全球——国家——乡村”三个层级间的裹挟状态，而乡村干部，不过是最底下那个层级里的一颗颗小钉子。我的恨意忽然大消。自此，看见乡村干部，我有了跟他们聊天的意愿，也确实从他们身上发现了闪光点。

有谁会想到，我竟会为陈锡文等人所著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这样一本概论式著作而泪流满面呢。这是发生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事。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是不断地将乡村政策变迁与乡村的历史、现实进行一一对读，不知不觉，我就具体地看见了我的家乡，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父老乡亲的命运。如果说《八次危机》让我从世界和国家的高度，理解了中国乡村的身不由己，而《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则让我从更为具体的制度条文中看见了乡村社会自戕般的自救。它进一步消解了我内心的恨意。

很多年以来，我热爱雨果那样的小说家，热爱海子那样的诗人，但从我的理性力得到跃升的那一天起，对于激情的想象和纯粹的抒情，我就不自觉地与之保持了距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单纯赞美乡村的文字；然而我也从不会轻率地去否定乡村，像许多从乡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那样——他们曾经确实在乡村吃过苦，然后又因种种机缘在城市里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出发，呼吁着要消灭乡村。

虽然，我的理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攀升，但我亦非常清楚一个物质和文化根基浅薄的人，在人生发展上的限度。我从不奢望提出一个大理论，能够解决乡村的根本问题，抑或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让乡村面貌发生重大改变。甚至在我看来，那都是妄人的事业。我惯于自省和自疑，我怀疑我所有的情感、想象，也怀疑我的理性；我甚至常常为自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在乡村到处看，到处找人聊天，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当我认识到，我的行动，归根到底，就是努力回到乡村本身去寻找乡土的底层逻辑之时——只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才觉得我是完全朴素的，才感到莫大的安慰。

追寻乡土底层逻辑的过程，当然也是在认识自我，认识无数个“我”的过程。有一回，王晓明老师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以后不会再有了。” 他大概是把我当作了一类人，当作了一段历史中某类人的突出代表。在如今光辉而耀眼的时代里，很多人总是羞于叙述自己的成长史，我同样不例外；但是，在那普遍的沉默和忧伤中，作为一个幸运儿，我必须要对命运保持足够的清醒，且充满感激：不是我天赋异禀，仅仅只是因为某些偶然，我才偶然地抓住了一段历史中最后的幸运。

——要怪

也只能怪那偶然

我本应承继先祖的事业

本应留在乡下打鱼砍柴，往来人情

为了育儿养女，也要跟着人群背井离乡

去城里卖苦力，遭了罪不申诉

我们被捡起，又抛下，抛下又捡起……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与火车有关

腊月底，冷风吹着泥土上的事情

作为一种偶然，我的户口是永远脱离了祖居地

作为一种偶然，我独自去看了世界

一直走到太平洋的另一端

而在家乡逼仄的山谷中，人们立我为榜样

传说我发了财，也有说我至今一事无成

无论哪一种评说，都是在

将心比心：这是家乡人最擅长的

情感方式

回家过年，如旧时唤我的名字

给我端茶倒水，讲家长里短

为子女的未来向我讨要意见

还说，写吧，多写一点

写我们的苦，写我们的支离破碎

替我们说一说话

故事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横竖一把泪

又说，家里头哪有风景哟，要写

就要写共产党这么好的政策

只有在写的时候，才理解

乡人面对新死者的慨叹：

人生在世一场有什么意思

只有在写的时候，才确信

我依然是共同体的一分子

我的孤身出走，也会得到大山的原谅

作为不肖子孙

除了爱亲人，我剩余的力气

只够用来爱家乡，爱满面的烟火色

就算暗中觊觎我父亲的耕地和山林

我也不允许自己站出来反对他们

——本文原载于《美文》杂志2025年第5期，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