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国内也在打一场危急存亡的大仗

1950年的秋天，在中南海的会议厅里，爆发一场少有的争论。而争论的人是我党第一代的核心领导。

之所以说这场争论罕见，是因为对于能力手段几乎是顶级的伟人们他们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困难抉择。哪怕是放在整个革命历史上这场争论也是和遵义会议一样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这场争论只围绕一个话题——朝鲜战争，中国到底能不能出兵介入半岛局势。

在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了9月份美军发动“仁川登陆”致使朝鲜人民军一溃千里，美军进一步推进，战线已经跨过三十八度线逼近我国东北边界鸭绿江。

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要紧关头，中央必须拿出对策。

在会议上教员力主出兵，但如同往日的遵义会议召开前时一样，他的意见又成了少数群体。

只因为当时新中国内部面临着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剿匪”

时代背景下，半个世纪的匪患

说到匪患几乎是贯穿整个近代不可忽略的治安问题。地方农民、残兵败将在失去家乡、归属后选择落草为寇，成为威胁基层治安的存在。

一个国家对匪患的处理，更能体现出国家政治集团的统治能力。按照往常的剧本，乱世兴起有的人或许是为了生计，也或许是为了野心，选择沦为盗匪谋财害命，为祸一方。

但随着乱世后期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和诸侯的出现，匪患的势头遭到打压。最终在新的王朝政权成立后，被恢复起来的中央力量镇压。

纵观史册，二十四朝皆是往复如此。可到了近代，这种历史循环却被彻底打破。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中国大地上的匪患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无数大大小小的土匪在地方上出现。

因为时代的动荡和压迫加剧，匪患开始在地方上生根发芽，变成了附骨之蛆。加上频繁的军阀混战，匪患愈发严重，甚至营造出“官匪一家”上下沆瀣一气。

民国政府不是不想治理这种局面，但高层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让政策变得有心无力。

到了国民政府执政后，官僚资本对政治的介入以及地方军阀派系势力的割据，无疑是加剧了这一情况恶化。

到解放战争后期，国军战局的不断恶化。为了争取到转移大陆资产的时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丧心病狂收编土匪余孽，许给对方上校、少将、司令之类的官职，破坏我党辖区内的基层建设。甚至身为国军内战力强悍的桂系军队，直接在云南两广一带解散进入深山里为寇。

有人还躲到了边境上，与境外势力勾结制造摩擦，他们所犯的罪孽不光罄竹难书，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遗留到了现在。

到了新中国成立，全国光是有名有姓土匪势力人数就高达百万，有的山区偏远地带都来不及统计，分不清什么是兵，什么是匪？

第一代领导超前的战略眼光，朝战必打的原因

1949年，中国在统一的炮声中迎来新生。面对全国一地鸡毛的局势，各项政策的制理和实施都提上日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为本就艰巨的局面添加了不确定性。

回到文章开头，我党接手一个残破的烂摊子，又面临朝战带来的边境问题。

许多党内同志反对出兵的原因也是基于国内复杂的局势，觉得要先解决内部，对外的事情先搁置。有人甚至提出了，只派兵但并不与美军开战，双方形成一定程度上战略对峙。

但在教员等第一代领导的战略眼光中，朝鲜战争中国必须出兵参加。原因有三点：

一是东北三省可是新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石所在，一旦有了被威胁的风险那么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很有可能会被拦腰打断。

工业化可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百年难见的机遇，要知道到现在为止，全球能有属于自己工业体系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是每一任领导人的共识，它是国家力量的支撑和基石。

其二就是朝鲜半岛重要的战略位置。作为东亚版图上的突出部，朝鲜一直是中原王朝文明的附属。无论是文化还是饮食起居都受到中原文明的同化和冲击。

同时也是境外势力进攻中国本土的跳板。早在万历年间，经历战国时代统一的日本就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朝鲜作为跳板进攻明朝。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的战略目的也没有变过，依旧是先拿下东三省，然后再进一步侵华扩大战果。美帝国主义随着战线的北移，逐步逼近鸭绿江无疑是对历史的复刻。

当时美军飞机已经多次轰炸鸭绿江附近中国一侧的工厂，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公开叫嚣要“打过鸭绿江”。

尽管后期材料表明，美国当时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但作为联合国司令的麦克阿瑟说出这种赤裸裸的战争威胁，让我国必须严肃对待。

第三就是外部原因，我国面临的外交压力一直存在，急需要证明展示自己作为国家的正常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结果显而易见，此战结束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也为后续争取苏联援助、开展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举三得。

剿匪战役：一场付出巨大牺牲的治安战争

说到我国的解放战争很多人都会记起孟良崮、淮海、平津、辽沈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经典战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解放战争胜利后，还有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牺牲更为惨烈的战争——剿匪战役。

历史不是爽文，每一场战争胜利的背后都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

湘西剿匪，持续时间大约一年，动用的军队规模高达三十万，战场遍及湖南全境。事后统计，仅仅作为主力的第47军就在这次战争中就伤亡五千余人左右，占到全军的十分之一。

西北剿匪，叛乱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广西作为桂系军阀的大本营，匪患遍及城乡，上下铁板一块。桂系军阀解散后在上山加重了匪患的蔓延，加上广西民风彪悍。使其一度成为全国的重灾区，无数的基层土改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被当地匪徒残害。甚至一度猖狂到截断交通线，聚众攻打县城屠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

为此解放军动员近乎正规军和民兵二十万人参与平叛，一直持续到1952年结束，剿灭匪徒40余万人。

以上的种种还只是规模较大匪患，在一些偏远山地里大小的土匪更是数不胜数。

相比于正面战场上的对阵厮杀，这种背后的治安战才是真正的血泪。这里祸及的是无辜的贫民百姓和那些扎根地方的基层干部。这里面许多人都是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老战士。

他们跟着党的脚步度过了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但却在黎明到来前，倒在序幕中。更不要说那些剿匪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和战士，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反而死在山林间的冷枪暗箭下。

两条战线下的胜利推进，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拍板下，“抗美援朝”和“剿灭匪患”双线进行。因为军费占比额度大幅度提高，而生产资料有限，对新中国财政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党在辖区开展剿匪的同时，坚决落实土改解放农民生产力和枷锁。同时在偏远地带的军队开始自发的进行生产运动，不断开垦荒田实现自给自足。

无数的物资和药品集中到战场上供给军队，这里面还有不少海外的归国华侨，踊跃捐献物资。

正是这种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的劲存在，两条战线才能顺利推进，不会顾此失彼。

到1953年，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和国内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国内的生产额度大幅度上升，边疆的生产军团也初步成型，各大国营农场体系确立，连军费占比也下降了一半。全国的财政、货币趋于稳定。地方旧思想的改造也基本完成，妓院、赌场全部被铲除取缔。

外交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与二十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日后召开的亚非拉“万隆会议”奠定基础。

站在新时代回看这段历史，难以置信这是第一代领导班子能够达到的成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能打破僵局，争取到发展的机遇。但后来一想，历史上的每一次挫折都是对政权和团队的考验，除了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之外。新生的政府的凝聚力，才是集中力量的根本。

党全程都和底层人民站在一起，有了无数中国人民的支持，才是第一代领导团队战胜挫折的根本力量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