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皇父摄政王阴影下，却又被皇父摄政王成就的少年天子顺治帝

清世祖顺治帝福临，一位集幸运与戏剧色彩的皇帝，他6岁继位，14岁亲政，24岁驾崩，短暂的一生，幸运与厄运时时刻刻伴随他左右，直至他死亡的那一刻。

他的皇位是捡漏而来的，在父亲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以后，皇位空悬之际，因为大哥豪格和十四叔多尔衮为了继承皇位而僵持不下，加上父亲留下的两黄旗支持他，因此他幸运的继位为帝。

幸运过后，顺治帝的噩梦随之也开始了，他的叔叔多尔衮在成为摄政王以后，开始独揽大权，这位竞争皇位的失败者，随着带领大清入关，并且先后消灭李自成之大顺政权、张献忠之大西政权，并且连破南明弘光、隆武、绍武三大政权，只余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在西南一带苟延残喘，立下了不世之功，因此被压制的野心再次活跃起来，开始对至高无上的皇位再次产生想法，对于年幼的顺治帝也是进行全面的架空和限制。

在大的方面，多尔衮是将年龄渐长的顺治帝彻底架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是将自己的待遇全面向皇帝对齐，并且一切政事不经过顺治帝，由自己做主，还将中央朝廷实际上转移到自己的王府之中：

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

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

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对于被架空的过往，顺治帝可谓是记忆深刻，在亲政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回忆多尔衮擅权时，是咬牙切齿的回忆道：“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

为了给自己造势，多尔衮还“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这是想要在根本上否定顺治帝的正统性，都不是说顺治帝得位不正，而是直接说顺治帝的父亲皇太极得位不正，潜台词是皇位应该是自己的。

当然多尔衮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宣扬自己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选定的继承人，是被皇太极抢了皇位。因为努尔哈赤时代提倡的是八家分权，留下的是八王共治制度，他不可能指定继承人，来自己否定自己留下的八王共治制度。

更重要的是，虽然努尔哈赤不只是深受汉制嫡长子继承制度影响，也深受蒙古的幼子守灶制度影响，喜欢多尔衮这个小儿子似乎也在常理之中，但根据史料来看，努尔哈赤晚年最喜欢的是嫡幼子多铎，而非多尔衮。

对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一奶同胞的年幼儿子，努尔哈赤晚年的安排是将阿济格和多尔衮封入正黄旗，以年长的阿济格为掌旗贝勒，自己与嫡幼子多铎则留在镶黄旗，在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的元旦贺仪中，多铎与其他旗主贝勒并列为一班，意在以后由多铎继承镶黄旗，多尔衮可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多尔衮在当时也不好意思宣传是皇太极夺了自己的皇位，只是说皇太极得位不正，意思自己才有资格继承皇位。

在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更进一步，将生母阿巴亥追封为皇后，上谥号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并祔太庙。

一般来说，追封生母为皇后，是皇帝才有的待遇，宗藩是没资格追封的，即使多尔衮生母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嫡福晋也不行，因为努尔哈赤四任嫡福晋，也就是第三任嫡福晋身为皇太极生母而被追封为孝慈武皇后，其他嫡福晋并没有享受到被追封为皇后的待遇，多尔衮这样做的意图已然是昭然若揭。

多尔衮还为自己谋取到比之顺治帝地位更高的合法地位，那便是由摄政王成为皇叔父摄政王，再成为独一无二的皇父摄政王，直接当了顺治帝的父亲。

从君臣关系上来说，这是一种僭越，更是谋逆。从传统角度来说，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身为后金大汗，将八旗授予子、侄来统领，身为大家长，身为父汗，拥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多尔衮应该是想以此成为入关以后的父汗，与顺治帝的关系成为父子，在皇统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更高于顺治帝的地位，方便他之后以父废子取而代之。

同时多尔衮还与同母弟多铎结为政治同盟，以多铎第五子多尔博为自己嗣子，并且罢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辅政之权，以多铎取而代之，使其成为新的辅政王，成为清廷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这背后的利益交换很是明显，虽然多尔衮身体羸弱，只生有一女，但当时不过三十多岁，正常情况下还是有机会尝试生子的，之所以要过继多尔博，就是要以此与多铎深度捆绑在一起，要多铎助他夺位，甚至不排除他篡位以后，参考宋太祖与宋太宗旧事，先传位多铎，再由多铎传位于嗣子多尔博。

在小的方面，多尔衮也是谨慎无比和事无巨细，诸如故意拖延顺治帝的学习时间，以方便自己大权独揽。

在顺治帝刚刚继位之时，满达海等人便是上书建议顺治帝得“及时勤学”，多尔衮对此是敷衍道“上（顺治帝）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

在皇太极猝死以后，两黄旗之所以从支持豪格再到支持年幼的顺治帝，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顺治帝生母孝庄太后在幕后进行联络，可见孝庄太后并非政治花瓶式人物，而是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

同时孝庄太后出自蒙古科尔沁部，亦是满蒙贵族联盟的代表人物，代表着蒙古的利益，所以多尔衮综合考虑之下，是将孝庄太后与顺治帝母子隔离居住，每个月只能见到一次。

对此顺治帝同样是“念念不忘”，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顺治帝回忆道：“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顺治帝岌岌可危的处境，连母亲孝庄太后都做不到想见就见，对于宫内都没有控制权，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

而这一切，当时年幼的顺治帝是毫无办法，甚至对于危机四伏的危险，他都不一定能认识清楚，毕竟他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不读书不通晓道理，又居于深宫之中，与痴人无异。

不过危机之外也伴随着幸运，多尔衮虽然擅权，但也确实有能力，使得清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割据政权过渡成为全国性政权，而顺治帝身为清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以后的第一位皇帝，也可以说是清朝的开国皇帝，因此死后对标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上庙号为世祖，这样的幸运，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罕见，比之唐高祖李渊依靠嫡次子李世民打天下还要幸运。

多尔衮还继续延续皇太极的一家集权方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更像父亲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如更重视满蒙贵族联盟，也有一些单一政策，但他应该是站在自己以后会取代顺治帝成为新皇帝的角度去考虑，并没有再去八家分权，而是大力集权皇权，打压诸王贝勒。

诸如“罢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命都察院监督诸王贝勒的违法行为，严禁诸王贝勒干预政务和结交汉官，削弱亲王旗主与旗下大臣的来往，等于是要将诸王贝勒彻底从八旗制度中剥夺出来，要置于国家机构的统治之下。

同时多尔衮模仿明制，继续完善中央朝廷制度，并且在重要机构实施复职制度，即有一汉员，必有一满员。诸如有一满尚书，必有一汉尚书，虽然汉尚书并不掌握实权，但在形式获得了平等地位。

不同于李自成的追赃助饷政策，多尔衮是大力维护前明官绅阶级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前明官绅阶级的支持，这也是大清可以在入关以后高歌猛进的关键原因之一。

这些对于顺治帝来说是好事，哪怕动机不纯，并不是为了他这个皇帝，但成果最后是他享受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多尔衮与八哥皇太极虽然都是文武双全式的人物，但他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做事不留余地，手段狠辣，无法做到以德服人，所以无法真正获得诸王贝勒大臣的支持，自然对于篡位之事心有顾虑。

像皇太极为了集权收拾宗室，是师出有名并且做事留一线，多尔衮则是下死手，而且有些小题大做，甚至是师出无名，像豪格平定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立下大功以后，多尔衮竟然以隐瞒其部将冒功和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就将其置于死地，实在说不过去。

所以他看似大权独揽，实则并没有真正控制中央朝廷，统治集团内部大多数成员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是畏惧他的权势而已，他只能做到以威压众，不能做到收服众心，统治根基很薄弱。

因此多尔衮在摄政期间，是尽量待在北京，以此保证自己的绝对控制，即使有几次短暂离京，也或是挟顺治帝一同离京，或是召集诸王贝勒陪同出行，总之不会让顺治帝与诸王贝勒可以私下接触。

即使到了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多尔衮要亲征大同姜瓖，在实在无法再挟顺治帝同行和召集诸王贝勒同行的情况下，也是马上想出另一个方法，便是令礼部速造六部和都察院等各衙门印信，以便携行，方便自己继续操持权柄，避免留京的顺治帝和诸王贝勒联合起来背刺自己。

再加上多尔衮谨慎的性格，即使距离皇位只差临门一脚，也不愿意冒险，而且摄政后期的局势也是很不利于多尔衮，在顺治五年和六年，因为多尔衮进行的强制薙发令，使得全国的反清运动此起彼伏达到高潮，像大同的姜瓖便是趁机反清，一度威胁到清帝国的心脏之北京，因此是逼得多尔衮出京亲征，持续近一年时间才平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关键政策的激进和不稳重的一面，如果他像弟弟多铎那般，对主动薙发者进行批评，然后再延伸换一种方式，薙发者才可以步入仕途，即使无心仕途，但只有薙发者才能享受到更多优待政策，那效果肯定更好，也不至于激起大规模的反清运动，不过多尔衮虽然方式激进，但到底成功了，而且也等于是替侄子顺治帝背负了骂名，如果年少的顺治帝去做的话，估计和多尔衮一般，还是会选择强制性的方法。

同时当时坚定的盟友豫亲王多铎突然病死，也是使得在外亲征的多尔衮大受打击，急忙返京稳定局势，如果多铎不死，之后即使多尔衮突然死去，但有着多铎接任，那么顺治帝大概率是亲政不了的。

所以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多尔衮并不想再横生枝节，应该是想消灭南明永历政权以后，在内外都稳定的局势下，再挟滔天之功来篡位，所以中央朝廷在当时形成了脆弱的平衡，顺治帝也因此勉强保住了皇位。

当然也不能全怪罪于多尔衮的性格原因，毕竟他不像皇太极那样在皇帝位置上，他身为宗藩亲王，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想要独揽大权，势必会引来其他诸王贝勒的不满乃至反对，所以他只能威压诸王贝勒。

而且再往前说，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其中一大特色便是旗人对旗主的忠诚超越了对皇帝的忠诚，即使经过皇太极的一家集权，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多尔衮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整合八旗力量为自己所用，他的基本盘是他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哪怕将豪格迫害致死，也无法真正掌握正蓝旗。

同样的是即使两黄旗被打压，甚至有部分两黄旗大臣依附于多尔衮，但忠心于顺治帝的大臣依旧大有人在，诸如之后康熙朝辅政四大臣中的索尼、遏必隆、鳌拜。

虽然这些大臣被屡屡打压，像索尼被革职发往盛京看守昭陵。遏必隆被夺世职及佐领。鳌拜被论死罪虽然得免但也被革职，看似两黄旗已经对多尔衮构不成威胁，但多尔衮始终无法将两黄旗真正掌控，而且他如果真要篡位的话，两黄旗忠于顺治帝的大臣，绝不会坐以待毙，势必会鱼死网破。

而且不只是两黄旗，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被多尔衮打压的诸王贝勒，对于多尔衮本身就不满，如果多尔衮再篡位的话，他们肯定会反抗，这两股势力加在一起也是不容小觑的，在没有统一中国，没有安稳局势的情况下，多尔衮不可能对他们彻底赶尽杀绝或者说彻底将其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所以多尔衮的选择是像之前争夺皇位时，没有搏一搏，而是要利益最大化那般，并没有急迫的篡位，而是在等待最佳时机。

而多尔衮的谨慎也最终害了自己，并且再次成全了顺治帝。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新兴政权的幸运再次降临，多尔衮在出猎古北口外时坠马跌伤，到了十二月，本就身体羸弱的多尔衮没有坚持下来，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这是顺治帝的最大幸运，更是清朝的幸运，毕竟当时已经不是摄政王加年幼皇帝的组合，而是摄政王加少年天子的高危组合，这对于方兴未艾的新兴大清帝国就是一颗不定时也威力不知的炸弹，如果爆发，可能只会激起些许涟漪，也可能炸翻这个新兴王朝，来一个仓促的一世而亡，没想到最后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巨大危机。

可以说多尔衮用自己一生悲剧的底色，为顺治帝博得了一个大好江山，更是奠定了清朝268年的洪业。

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尔衮与李自成一般，李自成的历史使命是消灭明朝，成全清朝入关，多尔衮的历史使命则是在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以后，避免清朝最大的一次分裂危机，然后带领清军入关，使得清朝迎来全新的历史时期，等到小皇帝有亲政能力，奠定清朝大一统格局以后，他便是“功成身退”的突然死去，避免了清朝内部发生一场大动乱，他是一位悲剧的失败者，也是一位成功的失败者。

正因为多尔衮功劳太大，所以顺治帝亲政以后必须要清算他，是为了报复他差点夺了自己的江山，更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同样的也是他功劳太大，所以127年以后乾隆帝以多尔衮有大功，没有篡位之心，并且借口顺治帝当时没有正式亲政，是居心不良的诸王大臣构陷多尔衮谋逆，是将其平反。

而顺治帝再次幸运亲政以后，叔叔多尔衮虽然给他留下的局势有些反复，但是已经奠定清朝大一统的格局，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他终其一生都活在这种坐享其成之中，也活在这种阴影中。

所以他亲政以后，一辈子都想证明没有叔叔多尔衮，自己也可以，自己也是雄才大略。他的能力也的确不错，诸如以汉制汉平定了南明永历政权，但留给他的幸运已然不多，面对种种掣肘，他还没有做出亮眼的成绩，便是在亲政10年以后，因为一场天花戏剧化的离世，年仅24岁，这位少年天子，是幸运的皇帝，也是悲剧的幸运皇帝。

顺治帝其实与叔叔多尔衮一般，都是人生的底色是悲剧，不过因为处于清朝天命垂青的时代，处于清朝发生巨变的时代，所以在王朝高歌猛进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两位先后统治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身上的悲剧底色也是被或多或少的打碎，进而被融入时代洪流之中，最后隐入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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