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销售假冒“华为”交换机，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2000万元

本案是侵害商标权纠纷中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的典型案件，在同一侵权行为被认定构成犯罪后，依法判定该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高额判赔。

来源 | 北京海淀法院

作者 | 王栖鸾 秦梦圆

因认为某集成公司等六被告大量制造销售假冒“华为”品牌的交换机，构成侵害商标权行为，原告某技术公司将六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六被告停止侵权，并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六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及合理开支35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六被告制造销售假冒“华为”品牌交换机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及合理开支10万元。

案 情 简 介

原告诉称，其在第9类程控电话交换设备等商品注册享有“HUAWEI”等多枚商标的商标权。根据已生效刑事判决书，自2016年3月起，某集成公司等四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大量销售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交换机等产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另外两名被告分别负责侵权产品的销售和渠道运营，以及为转移资金提供账户支持，与上述四被告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原告主张以六被告侵权获利为基础，适用惩罚性赔偿计算赔偿数额。故请求判令六被告停止侵害涉案商标权的行为，并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及合理开支35万元。

六被告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辩称各被告已停止侵权行为，部分被告已受刑事处罚，本案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 院 审 理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销售盈利为目的，通过分工合作，从网上等渠道购进华为品牌二手交换机及部件等产品后，自行或组织安排他人对上述产品实施拆装清理、更换部件、更改序列号等加工翻新工作，后喷漆包装，贴上与涉案商标基本相同及近似的标签，当做新设备进行销售，共同侵害了原告享有的商标权。部分涉案商标在程控交换机设备上曾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各被告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完整的侵权链条，侵权手段隐蔽、恶劣，且侵权行为规模大、侵害获利高，仅查扣未售侵权产品价值就达540余万元，共计销售了五六千台侵权产品，故涉案行为属于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关于惩罚性赔偿基数，法院以侵权获利作为计算依据，按照侵权产品销售数量乘以单价乘以利润率的计算方式，结合各被告自认及在案证据反映出来的上述各参数的具体数字，计算出六被告侵权获利数额应不低于1430余万元，进一步考虑涉案侵害商标权行为与六被告获利的因果关系并按照50%进行折算，确定六被告因涉案侵害商标权行为获利的数额亦不应低于715万余元。关于惩罚性赔偿倍数，考虑到部分被告已执行刑事判决判处的罚金等因素，认定原告主张的3倍作为惩罚性赔偿倍数。将上述惩罚性赔偿基数加上基数乘以倍数，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已远超过原告诉讼请求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故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及合理开支10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 官 说 法

本案是侵害商标权纠纷中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的典型案件，在同一侵权行为被认定构成犯罪后，依法判定该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高额判赔，不仅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提供了有力保护，亦对于潜在的造假售假分子起到了经济上的震慑与警示作用，实现了“惩治犯罪、赔偿损失、预防再犯、引导合规”的刑民责任协同治理效果，为高科技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司法助力。

具体典型意义体现在：

一是依法依规运用“异步”审理方式，规范、高效完成庭审程序。针对案件被告众多、部分在监狱服刑且未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前往监狱对服刑被告现场开庭，并对其余当事人在线开庭，实现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及庭审程序高效完成。

二是准确适用民事赔偿规则及证据认定标准，计算惩罚性赔偿基数。以侵权获利为计算依据，结合被告自认的销售数量及利润率区间、被告已销售同类侵权产品的交易单价等因素，确定侵权获利最低数额，特别是将未实际销售的扣押产品价值予以排除，确保基数计算的客观性、合理性。

三是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刑事罚金并行适用规则，考虑刑事罚金执行情况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在本案符合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的前提下，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及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在部分被告已被判处刑事罚金的情况下，仍然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了赔偿责任。但是，为了避免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综合考虑部分被告刑事罚金已执行完毕的既有效果，以及侵权行为主观恶意及客观情节严重程度，合理确定了3倍的惩罚性赔偿倍数。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封面来源 | Pixabay 编辑 | 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