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原来还有这么牛X的人物

背海则弱，向海则兴。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中，有一座由灰沙礁石构成的椭圆形岛屿，名曰“景宏岛”。

景宏岛是南海远洋时理想的下锚地，也是我国南沙群岛防御体系的重要前哨。但，很少有人知道，景宏岛的名称由来，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下西洋。与之同往的，有王景弘、杨庆、杨敏等人。他们奉皇命，领着27800余人，驾着62艘宝船，自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征程。

郑和的船队依靠针路的指引，一路向南。他们不仅将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在册，南海海面上的各座小岛，也成了他们远洋航行的驻足之地。在那里，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及文献记录。而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成为人们追溯南海记忆的重要载体。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中国军队接管南海诸岛，将南海群岛的北部第四列群礁命名为“郑和群礁”。而在郑和群礁的周围，另有几座面积较大的岛屿，分别被命名为费信岛、马欢岛等。

景宏岛，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航海家王景弘（亦写作王景宏）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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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弘被称作“郑和的副使”，似乎是一个历史常识。在各种历史著作中，“郑和与他的副手王景弘”之类的表述随处可见。

似乎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王景弘始终只是个配角。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历史转录者以讹传讹的结果。

据《明史》记载，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船队首下西洋。在船队出发之前，永乐皇帝亲颁圣旨，命“（郑）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侪，在《说文解字》中有明确释义，即“等辈也”。这表明，王景弘与郑和地位相当，同为明朝这场大规模远洋航行的重要领导者。

费信的《星槎胜览》亦写道：“太宗文皇帝（朱棣）继统，文明之治，格于四表，于是屡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开道九夷八蛮，钦赐玺书礼币。”费信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也是郑和身边最重要的翻译官。他虽然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才被选入这支远洋船队，但作为明朝官方的记录者，他将郑和、王景弘、侯显以正使的身份并提，也足以说明在王景弘下西洋期间，与郑和同为钦差正使太监。

郑和船队的另一名重要成员马欢，在其海外见闻录《瀛涯胜览》中也曾记载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盛况。如，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除率船队官兵27000余人外，尚配有明朝顶尖的统领指挥人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财经贸易人员等。这其中，钦差正使太监除了郑和以外，还有六人。另有监丞、少监、內监、都指挥、指挥、千户、阴阳官、教谕等868人。

而在《明实录》中，王景弘与郑和同时出使西洋的记录仅一条，即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由此可知，在下西洋期间，明朝官方派遣的船队正使，绝非由郑和一人担任。只是作为正使太监，郑和名气隆盛，加上身兼船队统带指挥，拥有整个下西洋水师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因此，即便王景弘等人同样身负皇命，郑和之名依然盖过其他人，成为这支船队无可比拟的绝对领导者。

郑和原名马和，出使西洋前曾是燕王朱棣府上的内侍小太监，后蒙道衍和尚教诲，饱览群书，于燕王府中崭露头角，被特许随侍燕王征战沙场，并在靖难之役中立下功勋。作为报答，朱棣称帝后，特赐其姓“郑”，并授予内官监太监一职。郑和由此成为明朝内廷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太监的高阶实权大太监之一。

与之互为同侪的王景弘，难道也跟郑和的崛起有着相似的轨迹？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洪武年间，家贫无以为继的王景弘便被迫自宫，入宫做了小黄门。后来，朱元璋分封诸子，作为入宫不久的內监后辈，王景弘被派往北平燕王府当差，成了朱棣身边的小太监。

朱元璋登基初期，明令宦官只能洒水扫地，不准识字，更不得参预朝政，以防止初兴的明朝埋下如汉唐宦官当政的祸根。他精力旺盛，曾在一天之内连续批阅四百多份公文奏折，可随着年龄增长，这高强度的工作量已然成为身体负担。由此，他不得不亲自打破自己制定的禁绝宦官干预朝政的制度传统，屡派宫廷内侍往北平等地犒赏有功的北征将士。

朱元璋对宦官的态度转变，被镇守北平的朱棣看在眼里。于是，在朱棣的默许之下，道衍和尚在教导燕王世子朱高炽、高阳郡王朱高煦的同时，也对燕王府的小内侍进行识字教育，使他们“通晓文义，善书札”，以备日后减轻燕王理藩的负担。如此，马和与王景弘等小太监便成为王子们的“伴读”。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对此，篡位后的朱棣始终心存疑虑，怀疑建文帝仍然存活于世，流亡海外，密谋复辟。一个旨在追踪前朝皇帝，并“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的通使西洋计划，便应运而生了。

当时航海要靠针路（罗盘）引路，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东洋即南海以东，大致为今天的日本、菲律宾等地区；西洋，则大概指今天的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区及附近海域。

东洋各国，早在洪武时期便与中国进行频繁的商贸及政治往来。在朱棣心中，如果建文帝尚在人世，逃往东洋并试图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他将“搜查”的重点放在了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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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使西洋计划既成，派谁出使却是关键所在。

郑和随朱棣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选派为通使西洋船队总指挥，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郑和是云南人，即使他自小跟在朱棣身边南征北战，但面对于陆地之外的海洋，他依然是一个 “小白”。单靠他一人统带这支远洋船队，显然是非常冒险的。

王景弘很好地填补了经验的空缺。

史载，王景弘是龙岩漳平人，当时属漳州府管辖。出航前，他曾“雇泉船，以东石沿海名舟代导引，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可见其对航海的熟稔程度。宋元以来，东南沿海的闽浙一带，一直是朝廷对外贸易的窗口，也是造船及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史书虽然没有留下王景弘早期探索海洋技术的证据，但他生于斯长于斯，必然受到当地浓烈的海洋文化熏陶，对大海的熟悉程度远在郑和之上。

另一方面，尽管明代的航海技术已较前代有了很大提升，但“海中四望惟水，茫无畔岸，深无底极，大风一来，即白浪如山，飘忽震荡，人无以庸其力”，如此恐怖的场景，多少会令航海者内心不安。被闽南人信奉为海神的妈祖，就成为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心理依赖对象。

妈祖祭祀规矩颇多，王景弘自幼浸润于闽南文化圈中，显然也深谙妈祖的祭祀典仪。这一独特的优势，使得他在郑和下西洋的筹备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郑和下西洋期间，虽然随行人员如走马灯一般经常变换，王景弘却犹如一根定海神针，多次与郑和并肩同行。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军事指挥、正使太监外，各类技术人员也是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这群人里，有一批专门执掌罗盘、依循针路簿指挥行船的航海核心人员——火长。他们是船队的雷达和眼睛，凭借着对洋流、季风、星象等知识的理解，为船队在茫茫大海中辟海开道、护佑安澜。

史料记载，郑和每次下西洋，“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也就是说，火长多为闽浙一带的老船员，几乎未曾接受过官话训练。身为火长们的同乡，王景弘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沟通桥梁。这也是郑和与王景弘共同领导船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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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坏血病和脚气一直是船员们的夺命梦魇。资料显示，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坏血病导致了超过100万名水手的死亡。可以说，出洋的船员除了对海洋具有天生的恐惧外，更害怕自己生病。

然而，郑和的舰队并未受到这方面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

台湾《凤山县志》记载：“明太监王三保（即王景弘）植姜岗上，至今尚有产者，有意求觅，终不可得。樵夫偶见，结草为记，次日寻之，弗获故道。有得者，可疗百病。”台湾百姓传言王景弘种的姜能治百病，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结合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中国船队的观察，可以推断王景弘是知道如何确保船员免于坏血病困扰的。伊本·白图泰曾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以供船员日常食用。

船队在航行阶段，易受风浪侵袭。马欢《瀛涯胜览》记载，船队途经“溜山国”（今马尔代夫），“设遇风水不便，舟师失针舵损，船过其溜，落于溜水，渐无力而沉，大概行船皆宜谨防此也”。当风向与洋流不利于航行之时，船只误入马尔代夫群岛的暗礁群中，就会触礁沉没。

因此，风浪过后，船上设施折损是常有之事。倘若船队领导者中有擅长营建、维修技能之人，则能大大减少因设施损坏而导致的航行延误。而王景弘，就是具备监工营造能力的人才。

《明仁宗实录》记载，明朝迁都北京后，王景弘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起，即奉命“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宫中诸事同内官朱卜花、唐观保，外事同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驸马都尉沐昕计议而行”。这也是南京城首设镇守太监的记录。

王景弘担任南京镇守期间，城内一切宫殿营造事务皆由其统一调度。洪熙元年（1425）四月，王景弘受明仁宗命修葺南京宫殿，以备新帝随时回銮。宣德三年（1428），王景弘又受命与郑和等一起监工督建大报恩寺。

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驾崩前颁布《弛役敕》，谕令停罢下西洋事务。在这份言简意赅的敕书中，皇帝明确“敕行在工部及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太监王景弘等：南京工部凡各处采办、买办一应物料，并营造物料，悉皆停罢；军夫工匠人等，当放者即皆放回”。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建设、修缮南京城，还是在监督制造下西洋船只及物料，王景弘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郑和是这支远洋船队的直接领导者，那么，王景弘无疑就是不可忽视的后勤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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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连王景弘本人也不会料到，在其默默支持了郑和近三十年后，他也终于有机会从幕后走到台前，肩负起大明远洋船队最后的辉煌。

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期间，钦差正使太监郑和病故于古里国（今印度卡雷卡特），享年六十三岁。作为他的同侪，此时也已年逾花甲的王景弘挺身而出，率船队扶柩继续返航。

随郑和下西洋多年，船队该如何东归故土，王景弘早已了然于胸。在古里国停留九天后，王景弘即令船队往苏门答腊岛方向行进。之后，船队经满刺加（今马六甲）、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驶入南海，于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回到江苏太仓刘家港。

王景弘的成功返航，也意味着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宣告终结。但，明宣宗沟通海外的决心，却未在此刻停息。

历史学者田培栋估算，郑和七下西洋期间，除广泛传播明朝文化及先进的技术外，还为明朝创收至少二三十万两黄金以及数千万两白银，大约等于宋元两代市舶司总收入的十几倍。江寒秋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一文中总结道：“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取代了劣金属和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宣德九年（1434），当来明朝觐见明宣宗的苏门答腊哈利王子卒于京师时，明宣宗又萌生出第八次下西洋沟通各国的想法，于是令王景弘再使苏门答腊。这也是正史中记载的王景弘最后一次率队出海远航。

然而，这项高风险、高收益的伟大事业，在朝臣看来，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阁臣们普遍反对此项影响国家安危与民心沉浮的金融冒险活动。隔年，随着明宣宗驾崩，下西洋遂被永久停罢。

此后，相继即位的明英宗、明宪宗等人虽一再萌生下西洋的念头，但文官集团却始终意见统一，不仅在言语上干扰阻挠皇帝颁发出使的圣旨，还故意将永乐朝下西洋的资料藏匿起来，一把火烧掉。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这些字眼，从此成了明朝海外贸易鼎盛的斜阳余晖。王景弘对明朝海上贸易的贡献，也仅存只言片语，逐渐为世人淡忘。

王景弘虽然没有机会成为第二个郑和，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怀念下西洋的时光。他总结自己多年出海贸易之经验，写成《赴西洋水程》一书。这本书汇集整理了他与郑和近三十年下西洋的所见所闻，直至今日仍是不可多得的航海原始材料。

《赴西洋水程》书成后不久，正统二年（1437），王景弘病逝。这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典籍，随即犹如明珠蒙尘般被当局束之高阁。明朝自此关上了探索世界的大门，错过了与西方大航海时代角力较量的机会。

王景弘去世后半个世纪，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到达好望角。紧接着，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1498年开辟了印度航线，麦哲伦船队在16世纪初完成了首次全球航行……

当这些西方航海家们纵横捭阖之时，中国忘记了郑和，更忘记了王景弘。

等我们再次想起他们的名字，已是很多很多年之后。此时，有多少人终于明白郑和与王景弘的历史意义：

当一艘船真正驶出港湾，它便不再属于某个王朝的疆域，而是属于一种文明的气度。

参考文献：

[明]马欢撰，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明]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陈贞寿：《纵横驰骋越重洋——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2005年

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编：《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

周忠：《明代南京守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陈琦：《王景弘简论》，《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