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上万家企业已扎根，新时代“哥德堡号”加码投资中国

瑞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280多年前，以“哥德堡号”商船为代表的瑞典商队穿梭于中国和瑞典之间，将瑞典的黑铅、粗绒等带来中国，满载茶叶、丝绸和瓷器等返回瑞典，开启了中瑞经贸合作的篇章。

今年是中国和瑞典建交75周年。如今，中瑞两国已经多年互为彼此在北欧地区和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瑞典超过1万家企业开展对华贸易，宜家、爱立信、沃尔沃等瑞典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2024年，中国对瑞典投资也同比增长70%，中国高科技企业正在为瑞典经济增长与绿色转型赋能。

制造企业加大中国研发投入

5月14日，瑞典压缩机巨头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集团（下称“阿特拉斯”）压缩机技术无锡园区正式启用，这也是该集团在中国战略布局扩张中的关键里程碑。阿特拉斯这一高科技中心将作为制造、研发、人才培养以及客户互动的核心枢纽，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推动产业创新。

阿特拉斯早在1994年就在无锡成立了中国的第一家压缩机技术生产企业。现在，无锡已成为阿特拉斯压缩机业务研发制造的中国总部，服务着中国乃至全球从汽车到能源领域的客户。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总裁兼CEO瑞吾格（Vagner Rego）在启动仪式现场的演讲中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中国，每次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们自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服务中国市场，当时我们销售从欧洲进口的产品，从1994年我们在无锡成立中国首家压缩机技术生产企业至今，我们在中国已拥有4家工厂设施以及1个高科技研发中心，不仅服务本地客户，还出口至其他市场。”瑞吾格表示。

他还称，随着中国继续向高质量经济转型，阿特拉斯将坚持本地开发、本地采购、本地生产的策略，支持业务合作伙伴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阿特拉斯对中国市场的持续投资仅仅是瑞典企业的一个缩影。中国瑞典商会主席兼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凌万儒（Peter Ling-Vannerus）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透露，德国大众集团卡车部门传拓旗下瑞典公司斯堪尼亚（SCANIA）也在对中国加大投资，包括一项新建重型卡车制造工厂的计划。“斯堪尼亚的工厂是一笔大投资，我们很高兴看到其他许多企业也正在中国增加研发投入。”他说道。

斯堪尼亚品牌在全球拥有超过130年历史。在新能源转型的大潮中，该公司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市场。在打造中国工厂前，斯堪尼亚在全球仅有两家工厂，一家位于瑞典，另一家位于巴西。未来，传拓集团中国的研发中心将覆盖创新研发、软件和车联网开发以及测试等环节，这些方案也有望输出全球市场。

沃尔沃的转型折射时代变迁

在提到新能源汽车时，家喻户晓的沃尔沃就是瑞典品牌，总部位于哥德堡。沃尔沃亚太区研发副总裁彭安博（Per Edberg）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速度。

彭安博在中国已经居住了长达7年。他认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两个关键词是“效率”和“创新”。“效率是我们在中国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中国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我们并非从今天才开始应对。”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竞争才推动了更快的创新。当被迫做出改变时，就会找到新途径，我认为我们的效率实际上得到了提升。”

如今沃尔沃汽车在中国已拥有亚太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以及三大制造基地，员工总数约9000人。

彭安博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在过去15年里经历了从本土化到智能化的演进，在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都在引领创新的转变。“这些转变已经与传统领域（如制造）并驾齐驱。”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尤其是中国在软件和AI方面已经不是在追赶，而是在引领。我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学习中国的经验，当然也有我们可以带到中国的技术，但这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他表示，中国在汽车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离不开强大的人才储备。“虽然沃尔沃也在哥德堡与当地大学合作，但瑞典只有约1000万人口，可雇用的人才有限，而中国每年仅高校毕业生就达到1000万人，因此瑞典企业肯定需要在中国等全球市场寻找专业人才。”彭安博表示。

凌万儒与彭安博一致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能力使得它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即使产品相同，中国企业也能在相同质量下大幅降低成本。”凌万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彭安博也表示，成本绝对是一个制胜的关键因素。

彭安博还提到中国汽车厂商在全球扩张的趋势。“过去全球汽车生产商一直在中国进行本地化，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本土供应商不仅在本地降低成本，还在扩张。许多中国供应商现在进入欧洲，因为中国车企在欧洲建厂，必然会带去自己的品牌和供应商。”他指出。

彭安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汽车厂商也在全球市场迈向高端化。“我们以前认为，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以打低端市场为主，但近年来车展上的趋势是，高端市场也出现了本土品牌产品，这也是中国不再跟随，而是引领的表现。”他表示。

在谈到沃尔沃在中国开发的汽车技术进入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否面临挑战时，彭安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沃尔沃也在聚焦“在中国，为全球”战略，开发的汽车技术全球同步。但他表示，中国法规更新的速度较全球其他地区更快，尤其是在电气化方面，中国监管者在推动新法规的制定方面引领全球。

除了重工业，还有什么？

凌万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像爱立信这样的公司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开设业务，爱立信甚至早在1894年就把产品卖到上海，但整体而言，大量瑞典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相对较晚，主要是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贸易展会开始。但改革开放后，许多瑞典企业都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看到每个月都会有四家瑞典公司进入中国，呈现出非常强劲的态势。”他表示，“一些瑞典的大型企业往往要求它们在瑞典的供应商也必须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他还表示，中瑞经贸关系发展到目前阶段，已经能看到大量瑞典企业的研发工作也转移到中国开展，以开发更能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凌万儒同时指出，在目前新的经济形势下，瑞典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都面临新的压力。

“首要挑战是盈利能力，这不仅仅是瑞典企业，也是所有外资和中国企业面临的。”他说道，“尽管如此，商会许多会员企业仍在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它们全球前三的市场。”

目前瑞典向中国出口的主要领域包括工业设备、船舶、机器人等工业产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瑞典消费品企业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斯帝卡（STIGA）是全球知名的乒乓球拍制造商，该品牌已有80年的历史。斯帝卡中国分公司总经理黄大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斯帝卡在中国主要的一线乒乓球拍市场上占比达到约40%。

“因为北欧的木材好，所以斯帝卡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中国，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球拍，同时也签约了当时中国乒乓球队的球员，比如刘国梁。”黄大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0年，斯帝卡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子公司，不再使用代理商模式，直到今天一直在中国保持自营模式。

瑞典床垫品牌希丁安（Hilding Anders）也在天津拥有工厂。希丁安中国品牌事业部总经理童戎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品牌早在1987年就进入上海和哈尔滨市场，并开设工厂，最早服务中国的酒店市场，后来开始拓展线下门店。在2018年前后的高峰期，在中国拥有300多家自营门店。瑞典家居厂商宜家也是希丁安的客户。“目前从全球整个寝具行业的消费来看，中国市场的增速肯定是全球第一。”童戎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