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有多奢侈？开进口轿车，为吃顿饺子，派人去北京运韭菜

那张照片是在一座深宅大院的台阶上拍的。

男人站得板直，中山装衣领扣得严严实实，皮鞋在阳光下闪着一层冷光。他身边的女人穿的很板正。台阶最前面，两个小脑袋往中间凑，大的那个已经看得出模样像爹，小的那个眼睛瞪得溜圆，手里好像攥着什么玩具。

1951年的秋天，天津。一个党员干部能攒出这样一张全家福，不是运气，是派头。

照片拍完不久，男人出了趟国，去了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据后来披露的档案信息，这一年他还正式接到新的任命，要去石家庄市委报到。他的搭档也调了一级，眼看着职业生涯正要往上面窜一窜。

可这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行小小的日期。那个日子后来再被人翻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全家福的温情了，而是成了日后查证的一份时间坐标。一个地委书记最后的体面，就定格在那一声快门里。

这桩50年代初震动全国的大案，主角叫刘青山。

一、操场上那把没落下去的铡刀

1914年出生的刘青山，按很多公开的历史资料记载，家在河北安国县南章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很小就被送到博野县南白沙村去当长工。那个年头北方农村的孩子，但凡能给碗饱饭吃，别说当长工，就是卖进地主家当牛做马也有人愿意。

但刘青山没认命。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头入党意味着随时掉脑袋，不管是国民党那边还是日本人那边，抓到了就一个字——杀。他跟着队伍参加了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失败后，他和一帮人被押到了操场上。

那年秋天，高阳县城。敌人搬出五把铡刀，就在操场上一个一个地铡。

不是用枪，是铡刀。那种劈柴火、杀猪用的铡刀。刽子手身上溅了血，脸上溅了血，周围的老百姓被逼着来看，小孩子们吓得直哭。一个接一个的同志身子断了。铡到最后一把的时候，一个敌军官看了一眼眼前这个瑟瑟发抖的“红小鬼”，突然起了那么一点点——不好说是怜悯，更像是嫌麻烦——把刀一收，一脚把刘青山踹了出去。这人一看就是个孩子，懒得弄脏刀，放了吧。

那一年刘青山才16岁。

捡了一条命。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往后的路怎么走，你没法用常人的逻辑去判断。有些人从此胆子越来越大，人死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有些人则心里藏着一块软肉，一辈子怎么都捂不热。刘青山属于前者。

1937年秋天，他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可是相当重要的培养机会，“抗大”的课程很紧，白天上课、晚上讨论，条件艰苦，吃的不够、穿的不够，但那帮年轻人眼里冒着光。从窑洞出来的刘青山，1938年就被派到大城县当县委组织部长。

他很快在当地搞起了民运训练班，培养了不少抗日干部，又和县委的人一起拉起了县大队和八个区的抗日武装。

日伪军悬赏一千五百块大洋买他的人头，可见他在当地多能折腾，是多难抓到的钉子。

1941年3月，他当上了大城县委书记。那正是最凶险的时候。五一大扫荡来了，日本人在冀中平原横着走，鬼子兵把村子围起来，找干部，找党员，找八路。找不到就开始杀人，烧房子，把老百姓逼到绝路上。很多县委被打散了，县委书记牺牲的不在少数。

他在河间县有一个秘密办公地，白天躲在村子里，晚上出来办事。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吃的不够，喝的不够，经常转移，睡觉的地方都不敢固定。

抗战打完，又是一场解放战争。国统区的报纸把他列入了要犯名单。1945年时他还当过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那是地委级别的最高权柄，管着几百万人的民生和打仗。

就这么一路打，一路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

建国初期，大批能打仗的干部被派到城市里去掌权。这些人绝大多数对城市管理一窍不通，但对枪杆子熟得很，对掌控局面更是游刃有余。刘青山就是这批人里边的典型代表。

33岁，从窑洞到小洋楼，从锄头到轿车。这个过程快得让任何人都来不及适应。

二、机关生产：一匹脱缰的野马

为什么偏偏是机关生产把这俩人的贪欲推到了顶点？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国库里空得慌，抗美援朝又打了半年多，军费支出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弥补经费缺口，中央允许各机关搞生产，赚钱弥补财政不足。这叫“机关生产”，初衷是好的。既能让机关自力更生，又能给国家减轻点负担。

可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就不好收了。

各地机关都搞起了自己的小买卖，有的倒腾物资，有的办工厂，有的干脆就是左手倒右手的空手套白狼。监管基本靠自觉，规矩还没成型。刘青山和张子善正好钻了这个空子。

张子善比刘青山大两岁，河北深县人。他是个穷学生出身，十几岁时靠两个哥哥卖苦力供他上学，日子过得极为艰难。1933年入党，第二年就被国民党抓进去吃牢饭，在里边受过酷刑，绝食、卧轨，能扛的都扛过来了。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

1949年解放天津时，张子善已经是天津专区专员了。

两人搭档，刘青山主抓党的建设，张子善管行政和财政。这俩人之前就是冀中八地委的老同事，知根知底，配合起来几乎不用磨合，手指头一勾就明白对方要干什么。

他俩是怎么开始伸手的呢？

有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年，他们在短短的两年间利用职务之便，盗用了机场建设款、救灾粮款、水利款、干部家属救济粮等各种名目的国家资金，总额达到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旧币。

这个数字有多大？新币一块钱换旧币一万块钱，换算下来约一百七十一万多元。但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便宜，物价低，一块钱能买几斤肉、扯一身衣裳。按当时的购买力计算，这笔钱可以买将近两千万斤粮食，或者八百多万尺棉布，够五十万人在那个年头吃一个月饭、每人扯一身衣服。折合成黄金的话，得按吨算了。

查出来的贪腐账目细得像街边的账本，什么都有。治河民工款被他们弄走了二十二亿旧币，这一刀砍的是那些在河边赤着膀子挑土的民工的口粮钱。干部家属救济粮也动了，一块多亿，那些军属家里娃娃等着吃的米面，也被拿去买了烟酒。

他们搞出这个账的时候，整个华北地区到处闹饥荒。1951年前后，华北的粮食收成本来就不行，又赶上自然灾害，老百姓吃饭都是问题。天津地委手里那点救灾款、救济粮，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保命钱。

可刘青山那阵子吃什么？

冬天要吃韭菜馅饺子。那年头北方冬天想找一根绿色蔬菜，比登天还难。菜窖里存的是白菜和土豆，地里全是冻土，哪儿有韭菜？怎么办？他手下的人专程跑到北京四季青的温室暖房里，把刚冒头的头茬韭菜割回来。

头茬韭菜在北京的市场上那是什么价？比猪肉贵出好几个台阶去了，而且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有关系、有渠道，得找专门种暖房的人匀出来。

韭菜是弄回来了，可刘书记嫌生韭菜辣胃。这就让厨子为难了，包饺子不放韭菜他就吃不着那个味儿，放了韭菜他又嫌不好消化。

最后还是人有办法。包饺子的时候每个饺子里夹上一根完整的韭菜，韭菜尾巴露在饺子的褶外面。饺子下锅煮熟了，捞出来，捏住露在外头的韭菜尾巴，一根一根地往外抽。韭菜抽干净了，饺子里头只留下那股鲜味，看不见韭菜的影子。

不是吃饺子，是吃功夫。包的时候费劲，抽的时候更讲究，捏着力道大了饺子破了，力道小了韭菜抽不出来。一个饺子的背后站了多少人跑腿、多少人忙活，你不细算不知道。

这还不算完。

他还沾上了吗啡，也就是毒品。有资料显示，刘青山去天津地委上任之后不久，就开始吸毒。刚开始可能只是应酬场合来两口，慢慢就上了瘾，每天离了那东西就跟丢了魂似的。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当打之年，身体先被自己整垮了。

再说他的出行，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全是进口货。不是从天津本地买，而是拿着三个多亿旧币的公款从香港弄回来的。三亿多大洋在五十年代初是什么概念？够石家庄一条主街上的小买卖户干半辈子的流水。

他在天津的马场道还占了一栋小洋楼，从那以后基本就以养病的名义住进去了。里边装修豪华，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高级货，根本不是养病，是养大爷。

刘青山贪污腐化的这些事，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能瞒得住的。

张子善既是搭档也是“好兄弟”，两人的贪腐行为相互配合、互相掩护。张子善那边花的也不老少。一万九千四百多万旧币。高档香烟一个月要抽八九条。出门两年换了五辆小汽车。这个人更精明的地方在于，他把大量的单子给烧了，销毁证据做得相当干净，光烧掉的单据就达到一点五亿旧币。

这两人拿这些钱除了买烟买车，还给各方面的人送。一些好友、关系户都收到过送礼，有些单笔价值上千万的旧币。这不是私人搭的礼尚往来，全是公家的钱填的窟窿。

他们还拉上了一个叫张文义的女商人合伙，让她拿公款去倒卖材料，结果光这一次就赔了二十多个亿，造成的损失动辄以亿为单位。

张子善尤为老练。按照一些文章里描述的，他表面上看着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干部，每天工作勤勤恳恳的，说话也不张扬，但背地里做事相当狠。他自己吞的公款还跟刘青山的账划清，各花各的，但出了事互相照应。

也就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天津地委的大小工程款、救灾款、水利款几乎全被这二位敲得千疮百孔。

据案发后的内部调查和报告，他们的贪腐行为早已超出了“机关生产”弥补经费不足的合理范畴。机关生产本来就是创收补贴机关运转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偷偷摸摸把“机关生产”变成自己的小金库，赚了钱装自己腰包，赔了钱就再用公款填窟窿。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之所以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伸手，还得感谢当时的监督机制。1949年刚刚进城，整个管理系统都没理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是天。手下人不敢吭声，同级干部相互包庇，天津地委机关里的人心里明镜似的，但谁敢出面捅这个马蜂窝？

三、捅破窗户纸的人

把这件事掀翻的不是哪一个人。但如果非要在历史的账本上找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那一定是李克才。

他是天津行署的专员。从公开的历史资料上看，他在天津和刘青山、张子善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那些年，天津正在搞经济恢复，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前线和地方到处都需要钱。可每次开会的时候，张子善总能把财务那一摊子讲得滴水不漏，数字对得上，单据也齐全。但李克才不是傻子，他在底下调查、核实，渐渐地发现公款出去的渠道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他就去找张子善谈。张子善对这位专员的态度是——你放心吧，组织安排我心里有数，账面上的事情我们能处理好。李克才憋了一肚子火，又去找刘青山反映。刘青山比起张子善更直白，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地对围在他身边的一些同志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大好江山是我们拿命换来的，如今太平了，享受享受有什么不妥的。

这话的意思不是直接对着李克才一个人说的，意思却很鲜明——你别不识好歹。

李克才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他知道这事不能沉默，一旦这些人烂到根子上，将来党内这批老干部的名声就全糟践了。于是他开始向上写信举报，写了一次，没动静；写两次，还是没动静。李克才不放弃，一直写。

同时，也有不少天津地委的老同志陆续向河北省委反映情况。这一来二去的，省里终于下了决心着手彻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底，华北局的密报放在了中央领导人的桌上。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大窟窿彻底摆在了台面上。

四、维也纳归来：火车站的铁手铐

这俩人出事的时间线是错开的。

那时候张子善正在保定参加省委召开的党代会。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他还在会场里琢磨着自己下一步的安排。突然有人来找，把他叫出去。一出门就出了事。根据华北局后来报告中的记载，直接下令把人给扣了。

张子善被抓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会议材料。

而刘青山呢？那阵子正在国外。十月份的时候，他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去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在欧洲逛了挺长一段时间，据传还去了东欧一些友好国家参观考察。他觉得这是一次光荣的差事，回来以后就得赴石家庄上任，前程似锦。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火车驶入天津站。刘青山还没下车，甚至可能还在透过车窗看着站台上的人影，想着谁会来接他。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副亮晶晶的铁手铐。

他整个人都懵了。

列车员和一些随行人员从下火车的那一刻起就看着这个满身风光的干部被带走，周围的人群中可能有认出了这位地委书记，也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中央在逮捕刘青山之前经过相当慎重的思量。按照一些记载，华北局上报的处理意见当中，甚至提出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选项，而不是立即执行。

但毛泽东看完了整个卷宗后，心情极为沉重。他曾经跟身边的人说，杀刘青山和张子善不是本意，但为了挽救更多干部，不杀不行。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有不少高级干部去替刘青山和张子善求情，说他们战功赫赫，在战争年代流过血、拼过命，如今虽犯了错，但应念其旧功，给他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毛泽东态度强硬。他说得很明白——正是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非杀不可。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个人，可以挽救两万个、两千个干部，让他们知道贪污的下场到底是什么样。

这些求情的人被打发走了以后，毛泽东还在一些场合提到，你们都应该回去翻一翻《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官员廉洁才是政权根基。

五、正月十五：两声枪响

公审大会定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那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

北方人讲究正月十五吃元宵、看花灯，一家人团圆。可两万多保定人在那个日子里没有忙着过节，而是挤进了保定市体育场。

刘青山是被押进来的。他穿一件水獭皮的帽子，披着考究的藏青色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按照会场上的记录和后来几位目击者的叙述，押上主席台的那一刻，他的双腿像生了锈一样，动起来有些发僵，但到底还是自己慢慢走过去的。

走在他后面的张子善完全垮了。他整个人瘫软，两条腿根本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他是在两位民警的拖拽下，几乎是架着才被推到了台上。

两张黑白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天的不同瞬间，一张是刘青山面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另一张是张子善低垂着头。拍这些照片的记者镜头对得很准，再尖利的笔也写不出那样的画面。

公审大会的现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院长宋志毅宣读了审判书。这份判决书的字里行间写满了他们两人的罪行——克扣救灾粮款、倒卖国家物资、挪用公款用于私人挥霍、勾结奸商、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

宣读完判决结果后，会场的气氛几乎凝滞。两万多人挤在一起，连咳嗽声都显得特别刺耳。

宣判之后，两人被押赴刑场。刘青山自己能走，走上刑场的那一刻脸上没有笑，但也没显露出太多的怯意。腿脚机械地迈动，似乎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往哪走，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蹭。张子善则完全脱了力，整个人被架着过去的。

执行人员把他们的上身固定好。枪响的那一刻，保定体育场广播的声音还在天地间回响。

两声枪响，三十六岁的刘青山和三十八岁的张子善的生命在这一天一起走到了尽头。

远处有老百姓在哭，不知道是哭这两个败了家的干部，还是哭自己过去的战友情谊。

大会结束后，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中国。

六、枪声过后：抚恤与反噬

出了这么大的事，一个人的名字一旦写上审判书，后果就是一家人的裂变。

刘青山的妻子叫范勇。刘青山犯事那会儿，两人刚生了第三个孩子刘铁兵没几个月。家里头大的六岁，老二四岁，老三还在襁褓里。

丈夫突然被公审、被枪决，她一个带娃的妇女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走在大街上，周边邻居指指点点，连村里的小孩子都朝他们家的方向扔石头。

刘青山生前几乎没留下什么积蓄，他一门心思扑在当官享福上，没给家里留下过什么像样的产业。范勇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根据档案记录和一些当事人的口述，河北省委在那段时月开始研究怎么安置刘青山的家庭。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的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研究决定，刘青山的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按月供给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老三由范勇自己抚养。

十五元，在那个年代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十五元能买一百五十斤小米，或者三十斤鸡蛋，或者三十斤羊肉，或者十五斤猪肉，或者五十斤鱼。这些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国老百姓一大家子人一个月的全部希望。

有人不理解，说这么大的贪污犯，国家为什么还要养他的孩子？那帮决策者的考虑很简单：刘青山犯了罪，枪毙了就完了，他的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父亲犯法，就让娃们也跟着饿死。这是革命老一辈人朴素的公平观念——罪不及子女。

日子苦也得过。范勇后来精神压力太大，找了个人改嫁了，嫁了一个叫张月东的人。

这一改嫁可坏了。

石家庄的政府部门知道以后，直接把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给停掉了。原因呢？政府觉得孩子有了继父，应该由继父来抚养他们，不能两边拿钱。

范勇说，我一个女人家嫁了人，日子反而越过越紧。她咽不下这口气，在单位开的党小组会议上发了牢骚。她以为自己话说得不过分，就是摆摆困难，指望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一下。谁能想这一发牢骚捅出了大篓子。

一九五七年那阵子，各级都在搞大鸣大放，纠正右倾思想。范勇那番话不知被谁举报了上去，不但停发抚恤金的事没解决，她本人还被划成了右派。

她一被划成右派，就彻底走上了下坡路。

她的家被抄了，扫地出门，遣返回了农村。三个孩子没了去处。老大刘铁骑跟着范勇，老二刘铁甲被叔叔刘恒山领回了安国县南章村的老家。

三个孩子从此分开。天南地北，一个当娘的见不着孩子，孩子之间也难得凑一起。

范勇在乡下待了整整十二年零三个月，抚恤金停发的日子够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范勇同志属于错划右派，予以纠正”。到纠正的时候，她已经不是一个年轻女人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密了。

三个孩子里受打击最大的是刘铁兵。他想当兵，到岁数应征报名，一路体检政审什么都过关了，就剩最后一道关卡。人家一查档案，父亲那一栏写着刘青山的名字。父亲二字像一堵墙——拒了。后来他在当地煤矿找了个煤窑挖煤的活计，干了很久才把农村户口转成工人身份。

刘铁骑成绩最好。一九六五年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分数报北京的名牌大学绰绰有余，可老师看了他的政审材料之后只能苦笑。报石油学院吧，那边离家近一点，学校领导开了一晚上的会才决定收他。

毕业分配到石油行业，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过那种不被父亲名声绑架、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日子，他最懂得什么叫“夹着尾巴做人”。

最苦的是刘铁甲，从小在农村干活长大，种地、喂猪、挣工分，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文革期间他跑到东北去编箩卖艺，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后来是刘铁骑在一个系统里想办法，通过内部招工把弟弟从泥地里拉了出来。

但不论哪一个，从小到大只要姓刘，到哪都像脑袋上悬着一把剑，再努力也抬不起头。

七、一纸判决背后的两个极端

整个案子里有一个地方值得一说——反差太大了。

刘青山和张子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最凶险的年代没被敌人打倒。可是建国之后，敌人刚跨过鸭绿江在北方打仗，他们在后方先把自己吃倒了。

他们为什么就垮得这么快呢？

有句话说出来有点难听——那就是给的权利太大了。一个人陡然拥有一座城市的管理权和支配权，换谁来都会漂浮一阵。可这俩人飘得太离谱了。他们把自己干革命攒下来的那点政治本钱全部压在赌桌上，赌的是一次次的“没事”，赌的是组织上念在功劳的面子上不会重罚。

赌到最后，全输了。

这个案子的另一个反差在哪儿呢？上级在处决刘青山之后对待他孩子的态度。一方面对腐败毫不留情，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又用极其人道的方式照顾了罪人的遗孤，不搞株连。

给的钱不多，一人一月十五元，但足以支撑他们不在那个温饱线以下的年月里饿死。在意识形态僵硬的年代，对待罪人家属的方式体现出一种超越了刑罚的朴素理性——你杀了他，却不能赶尽杀绝。

或许，这两声枪响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打死了两个从革命岁月走出来的领导干部。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极为清晰的信号：解放了，掌权了，但这个队伍里的规矩不能改。军功章挂在胸前只能证明过去，不能拿来抵账买命。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很多人把这段公案当成反腐教育课里必上的素材。其实它不只是反腐的事，一个人经历过大风大浪，享得起福、扛得住罪，但在巨大利益和位置诱惑面前，心里那根弦却断了。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情境里都能成为刘青山，只不过我们没有一个地委书记那么大的权。

写到最后，想起那张1951年的全家福。摄影机捕捉的画面里，男人很自信。他大概完全想不到，一年之后，他会在保定体育场的寒风中被处决。妻子会后半生流离，三个孩子的前程全部被改写。一个曾经在铡刀下活着走出来的人，最终倒在了自己的欲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