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六位创始将领，五人遇难，一人孤身授衔为将

《——【·前言·】——》

叶挺没能见到1955年的军衔名单，飞机失事前，他已经获释，三年前被关押，七年前带队南下时，他是军长。

名单上，张云逸是“幸存”的名字，他戴上大将军衔那年，其他五人都已缺席，不是在牢里死了，就是在密林中中弹，或者在火堆前自裁。

新四军初创时期的六位核心领导人

1937年秋南昌，蒋介石勉强接受共产党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这是表面文章，两个月后，叶挺赴任，他曾是北伐名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打过广州，守过厦门，是黄埔一期中为数不多愿意加入共产党合作的将领。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唯一一个没有党籍的最高领导，他的任务是把南方十余支零散游击队统一指挥，部队集结缓慢，兵源紧张，武器老旧。

他第一步干的是削权。

红军原有指挥系统必须服从“军部”，叶挺手下没有嫡系，但手腕够硬，他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江西、福建一线巡防布置。

副军长项英原是江西苏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穿军装。更多时间出现在军部的会议桌前。

没有人能否定他的实权，叶挺在前线，项英管后勤、人事、情报。

张云逸广东出身，参加百色起义起家，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后，直接兼任第三支队司令。

他的作风和项英不同，部队里流传过一句话：“老张不说话，一说话就出事。”说的是他下命令从不解释原因。

袁国平是个干政工的人，他话多，但管事狠，红三军团出身，政治口号不离口，行军中也时刻盯住思想动向。

他和邓子恢关系好，两人都做政治工作，分任主任与副主任。

周子昆是实打实的“行动派”，他带兵直接负责教导总队，是部队的军事骨干之一。

早年在红五军团当过副参谋长，和袁国平一样，都是靠战斗起家的中层骨干。

邓子恢和他们不太一样，他不穿军装，不住兵营，办公室贴着“调查研究”，墙上挂的是南方各县图。

他更关心农民问题和地方组织，军政不分的年代，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人物”。

1938年起，日军南下，安徽、江苏游击区岌岌可危，新四军的任务是“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实则就是看着日军推进，地方抗日根据地自生自灭。

叶挺急了，他主动提出南下接应敌后抗战，要求设立前敌指挥部。

项英不准，中央的命令是“不挑起摩擦”，叶挺怒摔茶杯。

半年内，军部气氛压抑，叶挺以“视察”为由外出长达两月，项英直接代行军务。

这时，危机已经埋下。

皖南事变对领导人命运的影响

1940年末，军部收到命令：“新四军主力向长江以北转移，集中整编。”项英和叶挺迟疑数天。

这个命令来自国民政府，名义上是调整部署，实则是借机削弱。

叶挺主张“分批北上”，项英坚持“全军行动”，两人僵持不下，最终达成表面一致：叶挺率部北移，项英坐镇后方。

1941年1月6日，部队进入皖南泾县山区，三面高地，一面河谷，通讯突然中断。

1月7日拂晓，国民党第52军、第32师包围发起总攻，这是设好的口袋阵，新四军1万余人，陷入包围。

叶挺部主力突围失败，向南撤退，被俘，他在临战会议中拒绝突围南下，坚信“中央有调解”，他错了。

项英接到电报，原地组织支援，但不久，被自己人“带走谈话”，几小时后，枪声响起。

袁国平腿部中弹，藏身溪边草丛中，发现无路可逃，开枪自尽。

周子昆当天上午被捕，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警卫叛变，周子昆被押往后方，途中“突遭袭击”，尸体三天后才找到，已无法辨认。

据幸存者口述，项英在最后关头曾提出“向北突围”，但警卫队长刘厚总带走了他，几小时后，项英“遇害”，枪伤在背部。刘厚总当天脱离编制，失踪。

张云逸没在现场，他两个月前奉命调往山东，主持第三支队整编，张当时并不知情。

“皖南事变”爆发，他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愤怒摔碎茶杯，连夜写报告。

邓子恢此时已调任地方政务，他听到消息后沉默，几天后，他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呼吁“和平解决党政矛盾”。

叶挺被关押在江西上饶软禁三年，他写信，坚持“相信中央”，释放后，他乘飞机返程，1946年4月8日，飞机在山西兴县坠毁，机毁人亡。

他没说过一句后悔话。

1955年授衔的唯一幸存者张云逸

1955年，北京，军衔授予仪式上，张云逸站在前排，军帽遮住半边脸。

大将军衔，十人之一，他是年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新四军创始将领中存活到今天并获此衔者。

他一句话都没说，敬礼之后退场。

他手上戴的是老式黄铜戒指，磨痕很深，礼服军装上挂着红色奖章，和胸前的纪念章排得整整齐齐。

他没有随便动一下，手贴得笔直，像在检阅一支不在场的队伍。

军衔不是凭空来的，张云逸出生广西贵县，黄埔一期退学，早年在滇军、粤军混过，也当过南昌起义参谋团成员。

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差事：整编、督战、收尸、清账。

1931年他跟随邓小平、张云逸组织百色起义，被打散，他没有撤退，而是带残部进入右江山区，坚持到中央红军接应。

他在红七军当过军长，打过大瑶山围剿，伤过两次，第一次是腹部中弹，第二次是腰部中刀。

他没下过火线，也没做过正规军指挥，他不读书，不写总结，只写命令。

他最出名的一次作战，是在抗战初期第三支队和日军激战七昼夜，死伤三成，他活着，站在尸体上发命令。

解放战争时，张云逸被调往华东，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负责济南、泰安、兖州的战役组织。

他不是正规战略家，但能把命令落地，把部队从一线带到二线再带回来。

1955年授衔标准有一条：“建军有功，长期领导军团作战。”张云逸两条都占。

他参与过红七军、红八军、新四军、第三野战军、山东军区，每一支都带过，每一线都打过。

没有任何人反对他获授大将军衔。

但名单上没有叶挺，没有项英，没有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他们在名单边缘，像消失的笔迹。

当年同桌吃饭、并肩打仗的人，只剩他一个站在授衔台上。

历史意义与评价

1955年的授衔，不是一次回忆大会，是制度化的军队确立过程，每个军衔背后对应岗位、职能和“现役”状态。

叶挺没能活到这一天。

他当过北伐先锋，红军时期无记录，中间脱党，被软禁，被释放时，身份是“和平营救对象”，没在任，没有编制，标准不符。

项英死因不明，枪击发生在皖南事变混乱期间，具体情况无从查证，党内记录模糊，政治审查不通过。

袁国平、周子昆死于内战中，未能完成任职流程，牺牲太早，层级停留在抗战时期，职务不达标，档案残缺。

邓子恢情况特殊，建国后他调任国务院，做地方财经整顿、农业统筹工作，职务稳定，但属地方系统。

周子昆

授衔标准有一条：“转任地方不列军衔评定。”

这不是遗忘，是制度决定的结果，没有现役、没有军职，就没有军衔，军衔是对军人体系的肯定，不是历史补偿。

新四军初创时的领导人，五个没有军衔，一个有大将，他们经历相同，但留下痕迹的方式不同。

张云逸留下了军功章，留下了将星，但他从未主动谈起过去，他对媒体只说了一句：“我替他们领的。”

“他们”，是谁？

袁国平

皖南山林中的尸体没有归档编号，密林里烧焦的尸骨，被当作“失踪”，叶挺的飞行路线因天气而改，事发现场没有黑匣子。

他们没有像样的墓碑。

张云逸晚年住在北京，门口贴着旧报纸做信封，他每天早起练字，写的都是名字：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他写一次，烧一次。

这不是怀念，是传递，他说过一句话：“我记得他们，就不能算他们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