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否讲良心？

法律产生以后，被人们称为公平公正的法则，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那么法律是否讲良心？

法律可能不讲良心，因为良心是道德范畴的东西，不是法律的东西。法律讲究公平公正，但在编订的过程中，却受了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编订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而不一定维护某一个平民的利益。虽然某一个平民的利益受到伤害之后，可以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平民的利益受到伤害之后都诉诸法律。很多伤害平民利益的行为被冠以法律的名义，当然平民也就无法反抗了。尤其是古代，皇帝会收税，各级官员会层层加税，而且会动用公权力完成这样的事情。倘若古代官员动用了公权力，就可以对那些抗税不交的人实行制裁，甚至会把收税官的职位卖出去，卖给那些地痞无赖。地痞无赖会以收税官的身份催税，同时还要加征税收，自己要吃一部分回扣，最终弄得民不聊生，甚至弄得老百姓家破人亡。统治阶级会以法律的名义收税，各级官员会假水，具体收税的地痞无赖也会加税，老百姓却无力反抗，不可能拿出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因为无论是官员还是收税的地痞无赖，都会行使所谓的法律，即便加税的手段不合理，也不会被制止。皇帝知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却并不知道老百姓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皇帝和各级官员制定了法律，是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至于良心，是道德层面的要求。

法律伸张正义算是体现了良心，是讲良心的，而法律不能伸张正义，甚至为虎作伥，那么法律就是反良心的，是没有良心的。在法律制定和实行的层面，道德似乎并不起决定作用。制定法律的人会设想所有人都有可能犯法，才能制定出严密和严格的法律，倘若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那么法律就不严密了，也不严格了。用道德来指挥法律是不可行的，但偏偏历史上出现这样的事情。很多朝代都有权大于法的现象，就是官员的权力大于法律，甚至谁有权谁说了算，还比较原始，没有进化到民主的阶段。权力的背后是暴力，而法律背后也是暴力，虽然暴力是一样的，但法律分明可以限制一些权力，不让手握权力的官员胡作非为。倘若只是靠统治阶级内部规范，官员互相监督，法律就会荡然无存，或者说法律效力会在官僚阶层消失不见，只会施之于老百姓，却不会作用在官员身上。官员断案的时候会依照法律，但同时要讲人情关系，往往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吃的一方或双方负担不起来，才会选一个折中的判断，最好两边都不得罪，同时还要兼顾法律条文。官员成了和事佬，就像现在的一些媒体平台一样，最终赚了钱，却没有爱憎分明，也没有凸显法律的效力。官员会讲究道德良心，讲究社会风俗，讲究人情关系，却偏偏不完全执行法律，最终弄得权大于法，人情关系大于法，道德良心大于法，当然法律也就被漠视了。

道德不能完全支配法律，以免出现人性的泛滥。西方教会史上曾经出现过良心法庭，源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和教会法。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出现了很多教会的良心法庭，将道德规范叠加在法律规范之上，同时借新发明的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忏悔手册，全方位控制“失控的良心。”。通过人们忏悔来获得真话，来形成最终的审判，怎么说都是有违法律精神的，因为法律讲究证据，而不讲究忏悔。一个人可能在忏悔的时候说谎话，只是为了自保，却没有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而法官凭借这种谎话作出最终判决，怎么说都不是公平公正的，甚至会出现很多错判和误判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足为惧了。当良心法庭以程序正义来审判所谓异端的时候，就会出现反对哥白尼的判决。出现烧死科学家布鲁诺的判决，出现打击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的判决。后来出现了对良心法庭的批判，意味着近代主权国家企图将宗教收入，纳入世俗权力的管辖权范围，否认天主教会的司法干预。

良心法庭试图以教会的道德力量来限制封建贵族间的暴力行为。就好像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一样，想用“仁”的学说来限制封建贵族之间的暴力行为，最终归于失败。曾经在教会控制权力系统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会顺势完成了教会改革，逐步走向了结构化、官僚化和权力集中化的神权政治道路。宗教讲究忏悔，讲究良心发现，却往往忽略了法律方面的证据。当这种良心法庭被推广的时候，就会出现道德大于法律的现象，出现大量说谎者，出现大量的误判或错判结果，也会出现对反宗教人士的道德审判，最终变成法律审判，而所谓的良心只是宗教领袖们提出来的。也就是只有宗教领袖有定义良心的能力，而且要依据教义和教规来定义，最终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而这种定义本身又是偏颇的，有宗教道德的体现，却不是法律进行的体现，甚至根本不是公平公正的，而是在权力系统和宗教合谋之后，政治权利和神权合二为一，最终形成对良心的定义，形成对社会道德的定义，同时用道德绑架了法律。

笃信宗教的人似乎相信良心的存在，相信真话的存在，就要拥护良心法庭，却最终发现，所谓的良心并不可靠，人心才是最险恶的，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来限制人性的发展，讲究证据，讲究相对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才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倘若只是用所谓的良心来规范法律，那么法律将会变成某些人愚民的工具，而法律本身也不体现所谓的良心。即便法律被权贵利用，也仍然是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维护某个人利益的工具，除非这个人是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