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中院“刘丛诉王玉国民间借贷案”的司法瑕疵与证据采信之殇

在（2024）冀 0109 民初 4183 号至（2025）冀01民终2396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一起涉及90万元民间借贷纠纷的终审判决，因关键证据的明显矛盾与法院的“选择性忽视”，引发对司法公正性的强烈质疑。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两份银行流水凭证的真实性——一份为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官方流水（2024年6月5日），另一份为原告刘丛的代理律师在终审庭审时自行提交的流水（2024年5月7日）。两证据在交易金额、余额变动及资金流向等核心事实上的矛盾，直接指向本案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而法院审判长对此的回避态度，使得判决结果蒙上“偏袒原告”的阴影。

一、关键证据的致命矛盾：循环转账与伪造嫌疑
根据法院调取的2024年6月5日银行流水，刘丛账户在2022年7月27日发生多笔30万元转账，其资金流向呈现典型的“循环”特征：
1. 王玉国→刘银中→刘丛→王玉国：王玉国向刘银中转款30万元（标注“还款”），刘银中随即转给刘丛，刘丛再转回王玉国，同一笔资金在短时间内反复流转，形成闭环。
2. 余额异常波动：刘丛账户在每次30万元转出后，余额从34.40元恢复至30余万元，明显违背正常交易逻辑，印证“倒账”行为。
反观刘丛自行提交的2024年5月7日流水，交易金额同为30万元，但余额呈现递减趋势（如717,900元→417,900元→117,900元），与法院调取流水中的循环模式完全矛盾。两证据必有一假，而原告作为利益相关方，其提供的证据伪造可能性更高。然而，终审判决书却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即采信刘丛的流水，对法院调取的权威证据未予置评。此举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之规定，构成程序违法。
二、法院的“双重标准”：权威证据为何被搁置？
根据判决书，二审法院在法庭调查阶段已调取银行官方流水，终审时却未对两份流水的矛盾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反而直接采纳原告证据。这一行为暴露以下问题：
1. 证据采信程序失范：法院未依职权对比两份流水，未要求原告对矛盾点作出合理解释，更未启动证据鉴定程序，导致关键事实认定错误。
2. 循环转账的合理性被忽视：原告流水中资金闭环的异常特征，明显指向“虚假走账”而非真实借贷，法院却以“合同签字真实”为由回避对资金实际用途的调查，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需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真实性”的要求。
3. “还款”备注的悖论：王玉国向刘银中转账时明确标注“还款”，表明该款项系清偿旧债，刘银中随后将资金转给刘丛的行为，仅能视为父子间的资金流转，与王玉国无关。法院却将刘丛的转款行为认定为“出借”，完全割裂资金闭环的逻辑链条，显失公允。
三、虚假诉讼的疑云：司法为何沦为“工具”？
本案中，刘丛与刘银中系父子关系，其利用亲属身份制造资金流水闭环，诱导王玉国签署空白合同，并隐瞒抵押物已登记在先的事实，已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然而，法院不仅未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反而在判决书中为原告开脱，称“刘丛如何处分资金与刘银中无关”。若此逻辑成立，任何人均可通过亲属间的资金闭环虚构债权债务，司法将沦为不法分子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更令人质疑的是，二审与终审由同一审判长审理，却对被告提出的“虚假诉讼”抗辩置若罔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原判决遗漏主要证据且影响事实认定的，应当发回重审或改判。本案中，法院对权威证据的漠视，已构成“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依法应启动再审程序。
四、呼唤司法纠偏：正义不应止步于终审
本案的终审判决暴露出基层司法实践中“重形式、轻实质”的痼疾。当证据真伪直接影响事实认定时，法院有义务通过技术鉴定、证人出庭、调取原始凭证等方式查明真相，而非机械采信表面合规的证据。对于王玉国而言，唯有通过申诉或抗诉程序，申请对银行流水进行司法鉴定，并追究刘丛、刘银中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方能打破司法偏见的桎梏。
司法公信力建立在每一起个案的程序正义之上。当法庭对伪造证据视而不见，对循环转账避而不谈，其判决不仅难以服众，更将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仰。此案若不能依法纠偏，恐将成为司法史上的又一污点。
（评论员：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