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下骑兵师战力惊人，给我军造成极大损失，虽然起义仍然被枪决

1950年11月的一天，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第23兵团司令员的董其武奉命到北京开会，途中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他的部下，原绥远起义部队36军军长刘万春、第37军111师师长张朴、骑兵第4师师长鄂友三竟然被解放军逮捕了。

董其武听后深感震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共产党向来守信用，对起义人员的原则是既往不咎。

这几个将领当初确实不愿意起义，但最终还是在协议上签字同意。既然已经起义，怎么会被逮捕呢？

董其武立即去有关部门打听，得到的消息是确有其事。

36军军长刘万春

就在这时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打来了电话说，36军军长刘万春等人密谋组织手下举行叛乱，已经被逮捕。

聂荣臻还说，此事也已经通知了傅作义。尽管如此，董其武并没有放弃，他积极奔走，为几个人求情。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三名的被捕将领（刘万春、张朴和鄂友三）被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

要知道，根据当时的法律，叛乱铁定是要被判处死刑。对于这样的结果，董其武表示遗憾，但还算满意。

可是后来，三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刘万春和张仆最终得以善终，鄂友三却被枪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鄂友三的历史欠账实在是太多了。

鄂友三，1908年3月出生于包头市九原区沙尔沁镇的沙尔沁村。

他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原本姓郭，在家里排行老四。6岁时没有了母亲，8岁时又失去父亲。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流落街头。

凛冽的寒风中，他冻僵在路边，奄奄一息。就在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大爷路过，将他送到了包头基督教三妙救婴院。在瑞典籍传教士鄂必格牧师的养育下，鄂友三活了下来。

鄂必格不但将其抚养大，还将他送到萨县耶稣教堂读书。23岁那年，绥远第一中学毕业的鄂友三产生了报国梦想，到南京报考了黄埔军校。

其时中国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黄埔军校录取率相当高，达到了30%，有人数学不及格都被录取了。像鄂友三这样中学毕业的，只要正常发挥，考取毫无悬念。

1931年3月，鄂友三成为南京黄埔军校第九期骑兵科学员，三年后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几个老师都表示挽留，让他担任学校任区队长。

再后来，他还担任了10期助教，也就是给学生上课。能留校任教的学员，堪称是千里挑一。由此可见，鄂友三的军事才能确实出类拔萃。

抗日战争爆发后，鄂友三热血沸腾，主动申请回到绥远，保卫家乡。

由于起点比较高，毕业只有三年的他，就已担任了绥远人民自卫抗日第三路军参谋长，可谓是一步登天、青云直上。

被称为“天之第一门生”的胡宗南，晋升速度已经不慢，但是从军十年之后胡才担任师长职务。不得不说，鄂友三的人生太顺利了。

鄂友三也很珍惜这样的报国机会，他也明白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上任之后吃住都在军营，刻苦训练部队。经过3个月的训练，他的部队战斗力飞速提高。在对日寇的作战中，三路军打得很顽强，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受到老百姓的称赞。

对外战场上的鄂友三无可指摘，是条汉子，但功不抵过，在抗战期间，他对内也干了不少坏事。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鄂友三也搞起了摩擦，袭击大青山地区的八路军358旅715团，杀害了不少战士。

对于鄂友三的挑衅，八路军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在一次战斗中，三路军在袭击八路军358旅的时候被打得落花流水，鄂友三自己也受伤被俘。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没有好果子吃，在被提审的路上，侥幸趁机逃脱。

逃脱之后的他不敢回到原来的部队，跳槽到了民众抗日自卫军四路军改编的游击四师，担任了副师长。

死里逃生的他发誓要“以牙还牙”，报复八路军。他知道八路军善于打游击，神出鬼没，不好对付。

有一次，鄂友三到宁夏出差，在那里偶遇宁夏马家军一个将领。对方告诉他，骑兵是对付红军的杀手锏。回去之后，鄂友三随即投入巨资，购买优质战马，将游击四师改编为骑兵第五纵队，自任司令。

为了提高骑兵战斗力，他不惜重金从马家军聘请教官。他自己还亲自学习骑射，在操场上挥汗如雨，跟部下真刀真枪地比武。

为提高技战术水平，他也是拼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骑兵部队战斗力像个样子了。鄂友三便开始“亮剑”，主动出击，疯狂袭击八路军。

骑兵机动性很强，来如狂风，去如闪电。而当时八路军358旅没有骑兵，吃了不小的亏。有一次战斗，就有13名八路军战士牺牲。

为了协同抗战，中共绥西河地委书记杨植霖曾给鄂友三去信，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起来，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

鄂友三看信之后不为所动，反而当着送信人的面，冷笑着将信付之一炬。

李井泉

1938年底，358旅以715团为基础，组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担任司令员），当时规模不大，只有500多人。经过几个月的发展，支队已经初具规模，有3个营，2000余人。

如此一来，鄂友三没那么嚣张了。即便如此，在抗战胜利前夕，鄂友三趁着八路军主力东移，加强挑衅，将八路军万家沟根据地围困，时间长达两周。

接着，鄂友三又指挥部队，攻占了八路军井儿沟根据地。

可以说，鄂友三是抗战期间的反共先锋，摩擦专家，双手沾满了鲜血。

诚然，鄂友三也干过好事。抗战期间，鄂友三率部与日军死磕，打了不少恶仗。

1942年5月，骑四师十团二连与日军在千树沟发生激战，鬼子兵是鄂部的3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鄂部毫不示弱，与日军血战到底，连长宋玉阵亡，全连只有30多人逃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鄂友三无可选择地把自己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参加了内战。所部整编为骑兵十二旅，他自己任旅长。作为傅作义的部队，鄂部参加了几乎所有与我军的作战，如绥远战役、集宁会战、进攻张家口、扫荡冀中、突袭土孜尔台等等。

在所谓的“冀中穿心战”中，鄂部将我冀中根据地工厂、设施、全部摧毁。不光如此，他还邀请国民党统治区的记者前往拍摄报道，炫耀自己的“功绩”。

因此，鄂友三既是反共先锋，又是抗日英雄，功罪一身。

那么，既然鄂友三后来选择起义，为何还会被逮捕呢？

1949年“九·一九和平起义”之后，鄂部保安骑兵第四旅被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师，鄂友三担任师长。

如果鄂友三痛定思痛，真正改弦更张，从此好好革命，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过去的事肯定会一笔勾销。

然而，鄂友三并不安分，和刘万春等人跟在台湾的蒋介石保持秘密联系，企图兴风作浪。

我绥远情报站成功地策反了绥远军统骨干武毓美，获得了蒋介石和鄂友三等人秘密来往的电文。这就出现文章开头一幕，1950年11月25日，刘万春、鄂友三和张仆被以暗通国民党罪逮捕。

刘万春于1976年获释，张仆没有等到那一天，在1974年病死在监狱。

鄂友三则是个例外，在被捕当年便“病死”（另外一说为处决）。

当时的鄂友三年龄才42岁，老实讲，病死的可能很小。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鄂友三在抗战时期，欠下太多血债；“起义”之后又贼心不死，还想配合蒋氏祸乱大陆，这才被特殊对待。

平心而论，鄂友三是个军事指挥能力很强的将军，能征善战，智勇双全。如果他像傅作义先生那样，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想必还是能有个不错的晚年。

即使是起义后又企图叛乱的刘万春，出狱之后也生活的不错，还写成了回忆录出版。

归根结底，鄂友三的思想太反动，站错了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