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作家，写得很好却从没人肯发表他们的作品

本文翻译自YouTube视频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con RTI y Germán Castro Caycedo (1976)

转自|楚尘文化

几十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试图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拍摄电视专访，但他是个极其害羞的人，几乎一贯拒绝。然而那年他决定讲述自己的部分人生，并选择了一家哥伦比亚电视公司和一位哥伦比亚记者来完成这件事。这是我们RTI电视台与我的幸运。

▲ 采访中的马尔克斯（来自采访截图）

01

初到波哥大

问：您的某些文字中提到，您可能在13岁进入青春期时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暴力”的转变——因为您在13岁时只身前往波哥大。你还记得初到那样一个与加勒比海岸文化差异极大的地方，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吗？

首先，站在1976年的我们很难想象1943年的哥伦比亚，也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年代。我觉得那时候的哥伦比亚是由很多个不同的“哥伦比亚”组成的。在波哥大，人们以为哥伦比亚就等于波哥大。当然，这是我现在才理解的。

但你要知道，那时候如果你想申请奖学金，比如我当时在巴兰基亚，就必须去波哥大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考试。那时家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我13岁的时候就差不多有八个兄弟姐妹了。所以我意识到除了离开家以外我别无选择。而这其实对我和家庭来说都有好处——对个人而言是逃出生天，对家里来说则是减轻负担。于是我决定从巴兰基亚去波哥大参加奖学金考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1943年，我当时大概13或14岁。但是具体几岁我已经记不清了，谁也说不准。我父亲给我买了去波哥大的船票。我是乘坐一艘沿马格达莱纳河行驶的船出发的，正常需要8天，但如果船在路上搁浅，在那时可能要15、16天，没人能预料。但即便是搁浅了，大家也不会觉得烦——反而像是一场节日。

我记得那趟旅程并不算太波折，大概花了10天。我们到达了萨尔加镇，然后换乘一列火车缓缓地上山，就像是用指甲一点点抓着往上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比海平面高出3米以上的东西。火车在下午驶入高原，像一匹小马一样气喘吁吁地爬坡，然后突然跑起来，在每个站点停下。那里卖着黄色的鸡、雪白的土豆……这些新奇的事物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从未想象过的奇迹。而且，天气也很冷。对那些一直生活在高地的人来说，冷不算什么。但对我们这样常年生活在海岸的人而言，那种寒冷的感觉简直难以想象。不断上升的海拔令我有些呼吸困难。我们习惯了淹没在氧气中，到这儿却觉得吸不够空气，这太奇妙了。

然而，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波哥大这座城市。我是在1943年下午四点独自一人抵达波哥大的萨瓦纳车站的。很多人采访时都问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撼的城市是哪一个？我去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但我的回答始终是波哥大。

那天下午的波哥大是灰色的，是一座灰姑娘一样的城市，阴雨连绵，街角电车划过时会冒火花，所有人都挂在电车上……男人们都穿黑衣服，戴帽子，街上连一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海边长大的男孩来说，这简直是灾难，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三岁，看到一个城市里一个女人也没有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带着一个大皮箱 （那时候旅行都用皮箱） ，问谁能帮忙箱子送到第十大道上的旅馆——那是一条非常窄的小街。 （插个题外话，我突然意识到这已经过去那么久，我几乎可以算个老波哥大人了。人生兜兜转转啊） 。他们说可以找辆“驴车”送箱子。于是我雇了一个车夫，从萨瓦纳车站拉到了第十大道与第十九街交界，那有一尊Caro （哥伦比亚政治家的雕像） 的雕像，太久远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那天晚上我钻进被窝时，以为有人恶作剧把被子弄湿了，不知哪里传来一声大叫：“这就是波哥大！得学会在这儿睡觉！”这不是海边，再艰难也要习惯这种生活。

当时大概有800到900人竞争30或40个奖学金名额。但我的运气一直很好，这我常说。

▲ 波哥大暴动（El Bogotazo） 1948年，也就是马尔克斯21岁时，波哥大暴动爆发了，此后暴力气氛一直笼罩在哥伦比亚上空，也影响着马尔克斯的创作

02

关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作家，写得很好却从没人肯发表他们的作品，这种事几十年前有，现在也有。

后来，《观察家报》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发表了一封读者信，说：“我不认同这位读者的观点，但如果真的有哪个年轻作家被忽视了，欢迎他把作品投给我们，我们将为他敞开文学副刊的大门。”我当时写好了不止一个故事，好像是两个，就装信封里寄给《观察家报》，应该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寄的。我对发表很有信心，但以为得等一两个月。没想到第二个星期六，当我走进第七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时，看到有人正摊开《观察家报》的副刊，标题就是我的故事，占了整整八栏。有意思的是，我身上居然没有买报纸的钱。我飞奔回旅馆，告诉朋友：“我看见我的故事登出来了！”他不相信，说：“你不是周三才寄的吗？今天才星期六啊。”但他有零钱，我们一起去买了报纸，果然登出来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时候，《城市与世界》专栏登出Salamea写的评论，说希望读者注意到了这个新作家，对那篇小说表示高度赞扬。

当时我最大的感觉是：完了，我再也回不了头了，只能一辈子当作家。

问：后来，《观察家报》派你去瑞士报道四国会议（冷战时期的重要国际会议），你接下来是怎么走的？

我在日内瓦呆待了三年。然后觉得，直接从那回哥伦比亚结婚未免太夸张了，于是去了罗马，住了八九个月，又回到巴黎。

我记得有一天在巴黎和朋友在咖啡馆，他正看着报，突然说这儿有条可能对我很糟的新闻，《观察家报》被封了。

我说：“这是你能告诉我最好的消息。”因为那意味着我不必回哥伦比亚了。

问：很多人说你背弃了祖国。

不是“人们”说，是那些体制代言人和“廉价左派”说的。他们总是在错误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事实上，我不在哥伦比亚生活是出于一些偶然原因。批评我的人认为国外的生活比国内好，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地方比哥伦比亚更适合我。人们都对我很好，街上、餐馆里、出租车上，大家都不肯收我钱，到处都想让我开心。有次我打长途电话，接线员说他们在罢工，但为了我她会破例。这种说我背弃祖国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不管我在世界哪个角落写作，就算是在日本，那都是在写哥伦比亚的小说。只要是我写的，它就属于哥伦比亚。

我本来有回哥伦比亚的机票，然后我去了航空公司，把机票退了并 把退回的现金塞进了床头柜，然后终于实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可以安心坐下来写作，不用再受任何人打扰。

我坐下来开始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篇故事不是被谁写出来的，因为它的结局已经注定。我熟知我祖父的事，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他的内战退伍军人抚恤金。当我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祖母跟我说：“你祖父是在对抚恤金的等待中死去的。但我不担心，总有一天你们会收到的。如果你收不到，你的孩子会收到。”——但那笔退休金，永远都没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可以写成一个喜剧。在巴黎时，我开始创作这个永远等待抚恤金的上校的喜剧。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写作，从床头柜里拿点钱，下楼去拐角吃饭，然后再上来写。直到有一天，我把手伸进去，摸啊摸，什么都没有了，一分钱都没剩下。

于是我把这个原本打算写成喜剧的故事彻底翻转过来，开始按真实情况来写。我开始向朋友们发出求救信号。那时我住在七楼，没有电梯，要下楼看看有没有信，然后上楼再写一页。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写作的推进，我渐渐意识到：那封信永远不会到来，我那些求助的朋友也永远不会回信。于是我写的故事内容，和我当下的现实，几乎完全重合。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所有评论家都持反对意见，我依然认为如果说我写过一本最好的书，一部杰作，那就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因为我写下的是每天真实发生的生活。

▲ 《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头版，《观察家报》是一份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于 1887 年创立，是目前哥伦比亚出版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美洲最古老的报纸之一。

03

关于《百年孤独》

问：我把巴黎的那段时期，与多年后你在墨西哥写《百年孤独》的时期联系在一起。你那时也放弃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全心投入写作，那段时间很艰难——你太太记得非常清楚。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传闻是：你写完《百年孤独》后，去邮局把稿子寄到阿根廷。我不确定你当时是不是连邮费都没有。你还记得那个时刻吗？

其实没有传得那么严重啦。问题是，《百年孤独》的稿子比我预想的重多了。

你看，我是在墨西哥写的《百年孤独》从1965年开始，到1967年结束。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换句话说，那段日子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但那段时间也很美好，因为我像火车一样不停写作，这是一个作家身上能发生的最好的事。因此当我看到《百年孤独》向我不可阻挡地走来时，我对梅赛德斯 （我的妻子） 说：“这事就交给你了。” （指钱财事务） ，她当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奇怪的是，我现在问我的孩子们，他们回忆那段时期的时候，只记得我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不出来。而我自己却一直觉得我是个特别有人情味、特别喜欢社交的人。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18个月里，我几乎没出过房间。

不过我记得，我有一次是确实出门了。那是因为梅赛德斯跟我说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家里揭不开锅了。当时我还有辆车，我把它开到当铺去典当了，然后把钱带给梅赛德斯，跟她说：“这够我们用十年了。”结果三个月就花完了。

我继续写作。写到一半时，房东打电话给梅赛德斯，说：“女士，您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了。”

她挂掉电话后问我：“你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这本书？”

我说：“大概六个月。”

她便回拨电话说：“先生，我们不仅欠您三个月的房租，还会再欠您六个月。”

房东问：“那第七个月能不能把所有的房租一起付清？”

她说：“是的，所有”

房东说：“如果你能说到做到，那就没有问题。”

而她则承诺道：“我以荣誉担保。”

你知道吗？到了第七个月，我们真的把所有的房租都还清了，不是靠《百年孤独》的稿费，而是因为我写完后又做了广告工作，靠那些收入把债还清了。小说完成的那天，梅赛德斯和我一起去邮局寄稿。整整有700页。工作人员称了重量后说，从墨西哥寄到阿根廷需要83比索。但我们只有45比索，我就把书一分为二，说：“就寄到45比索为止。”我把书像切肉一样一刀刀分开，当重量刚好到45比索时，我就把那部分包好寄了出去，然后带着剩下的一半回家。

回到家后，梅赛德斯把最后还能典当的东西拿出来了：一是我用来写作的取暖器 （我可以在任何环境写作，除了寒冷的环境） ，一是她的吹风机，还有一个搅拌机，是她一直用来给孩子们打果汁的 （孩子们长大了，不再需要果汁了） 。她把这些送到当铺，换回了50比索。我们带着剩下的一半手稿又去了邮局，这次邮费是48比索。梅赛德斯付了50比索，收了两比索的零钱。走出邮局时，我注意到她气得脸都绿了，说：“现在就差这本小说是个烂小说了。”

▲插图：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其工作室

04

关于《族长的秋天》

我很久都不看评论文章了。但《百年孤独》出版后，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一开始我带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然的、正当的强烈焦虑，急不可耐地扑向那些评论，想看看他们是否喜欢。后来我意识到，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是否喜欢这本书，他们更想告诉我接下来该写什么书。评论家是一种寄生性的职业群体，他们自封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中介，说：“你们不懂这位作家要说什么，我们来解释给你们听。”然后他们就陷入了解释的迷宫。我在这时候尤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不再读评论了。因为我发现，他们不仅想说《百年孤独》在说什么，还要告诉我下一本应该写什么。

比如关于《族长的秋天》，有评论家说：“《百年孤独》好，因为它讲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是他熟悉的世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说：“《族长的秋天》不行，因为作者没经历过独裁，他不熟悉这个世界。”这是那些愚蠢的评论家的典型案例。《百年孤独》是根据我父母、我小时候认识的人、民间传说、听来的故事、新闻报道、调查写成的，也就是说完全是“二手经验”。而《族长的秋天》则是在我45岁时，完全根据个人经验写成的——它几乎是我的自传 （至少是一部分） 。如果评论家解读作品真像他们想象的那般准确，那他们就应该意识到，那个卖掉大海的独裁者，那个因为没有海而迷失的独裁者，其实就是我——那个来自巴兰基亚的阿拉卡塔卡的小孩，12岁去了一座他记忆中最灰暗、最遥远的城市：一座冷冰冰的，灰姑娘般的，街角冒火星，男人都穿黑衣，女人踪影全无，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大海的城市。这或许才是对于这部作品更准确的诠释。

此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读者和评论家误以为《族长的秋天》真的是关于一个独裁者的小说。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把那个独裁者当作一个著名作家，这本书就会变得更加通透，更容易理解。

▲《族长的秋天》1975年西语首版，封面页是马尔克斯的签名题字。

05

关于那个充满恐惧的小男孩

问：就像你在利马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的，五岁时，有一次傍晚六点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角落，不敢动，因为别人告诉你，如果我了，祖先的鬼魂就会来害你。

你知道吗？这正是我自己在《枯枝败叶》里的影像。那部小说是以祖父、母亲和孙子三人围绕一个尸体的多重独白展开的。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那和《族长的秋天》的结构和戏剧设定是一样的。甚至， （容我一次小小地学究气，说出来都脸红） ，那其实就是安提戈涅的戏剧结构：她想埋葬兄弟的尸体，但克瑞翁王不许。 先是索福克勒斯写过，后来欧里庇得斯也写过，再到塞内卡，然后就是《枯枝败叶》，再然后，就是我写的《族长的秋天》。

我之所以扯这些，是因为评论家总爱说：“这个主题不是原创的，某某也写过。”可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其实只有36种戏剧情境 （甚至更少） ，根本谈不上什么原创。像“一个尸体不能被安葬”的主题，古老得很，但它确确实实被我写进了《枯枝败叶》和《族长的秋天》。

所以我带你做了这趟冗长又有点卖弄的世界文学之旅，只是为了告诉你——那个“吓得要死、坐在那里不敢动的小男孩”的形象，确实是我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你允许我说的话 （我得用一种批评家大概不会原谅的“谦虚”来说） ，这确实是我作品中的一个意象。我对这个形象的记忆非常清楚，那是我在阿拉卡塔卡老房子里的童年场景。我祖父母从晚上六点起，就得一直留意我，为了省事，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会对我说：“坐在这把椅子上，不许动。因为如果你动了，去了那个房间，那是佩特拉姨妈死的地方；这个房间，是尼古拉斯叔叔死的地方；而那边，是佩特罗尼拉死的地方。”他们用恐惧让我安静下来。

但那个“害怕的孩子”的形象再次被记起是我在波哥大当记者时。那时《观察家报》派我去麦德林调查山体滑坡事故。我住进旅馆，一切顺利，但该出门采访了，我却发现下雨了，我居然感到幸福——因为这成了我拖延面对现实的借口，可以再推迟一会儿，不去面对我要调查的那场悲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大概23、24岁，我站在街上，看着雨停了。雨一停，我就知道，我得面对现实了。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阿拉卡塔卡的情景，坐在小椅子上，心里想着：那里死了姨妈，这里死了叔叔，那边死了表姐。我意识到，那时的恐惧——那些“死人”的恐惧——虽然是具体的、眼前的，但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恐惧。而现在，当我要第一次独自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我发现，那种恐惧和我小时候的恐惧，其实是一样的。

而那一刻，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当你真正要去面对现实的时候，每一个人一定都是孤独的。第二，每一个人一定都会害怕。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很多年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害怕。后来我知道，其实所有人都会害怕。甚至，我想，或许这个世界上每天早上醒来最害怕的人，是共和国总统。从那天起，我仍然每天早上醒来会感到恐惧，但我也学会了，不那么害怕“那种恐惧”本身了。

▲《枯枝败叶》1955年初版，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曾说过，在《百年孤独》之前，他的书籍销量不超过700册，这本也是如此。

06

关于作品的深度与读者的水平

有一次波哥大一所大学的学生对《族长的秋天》的读者做了个调查，发现74%的读者没读过第40页。我想说的是，如果用同样的方法调查读者对《堂吉诃德》、《巨人传》或《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程度，结果可能差不多。 我们国家文盲率高达40%，但我认为实际更接近80%。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如《族长的秋天》那样对文化素养要求很高的小说，读起来困难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作家在写书时应该关照读者的文化水平吗？也就是说，应该把自己作品的理解难度降级到读者那一文化水平吗？还是说，作家应该按照自己认为应有的水平写作，并相信读者最终会成长到可以理解这部作品的程度。我认为第二种立场才是我们应当采纳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应该达到作家所认为应该达到的文化水平。而这位作家，以及所有作家，所有真心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以及所有认为人类必须不断前进的人，都应该努力使读者通过深入的文化普及 （culturización） ——这在现实中很可能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实现，最终让人们达到能够理解那部作品的文化水平。

问：你觉得这会花很长时间吗？

我不确定革命是否会花很久，但早晚它都会到来。至于公众能够理解《族长的秋天》的那一天，我也相信早晚都会到来。就文学创作而言，《族长的秋天》比《百年孤独》对我更有意义，甚至比我写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更重要。我完全相信如果将来人们还会谈论我，那一定是因为《族长的秋天》。如今那些让人觉得困难重重的问题将来都会轻而易举地消失，到时候，这本书将会被人们自然地阅读和理解。比如说，我记得二十年前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多么困难，而现在读这本书已毫无难度；我也记得以前人们看毕加索的画也是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画中的女人眼睛都是歪的……总之，那种看起来完全无法理解的美学风格放到现在，你给一个小孩几罐颜料，或者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就会像毕加索一样画画——虽然不如毕加索那么好。但我想说的是，那种美学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自然、司空见惯了。

▲ 从左至右 ：记者毛里西奥·文森特、纪录片制片人乔恩·因特克斯奥斯特吉和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94 年在哈瓦那接受采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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