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国需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转变重生产轻消费的旧观念。这一观念源于中国曾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时代已然变迁，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主要矛盾转变为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补上消费短板，能让中国经济从单引擎驱动转变为双引擎驱动，增长动力更强劲，发展前景更广阔。在我看来，当下中国急需一个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日本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提出，目标是实现年均增长7.2%，在10年内达成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翻倍，缩小与欧美国家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末的日本，产业结构偏轻，技术水平落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居民收入较低，经济依赖出口拉动。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还面临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同时失业增加，劳资冲突不断，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诸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池田内阁的综合应对策略，且以提高国民收入为核心，因为池田内阁认为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才是目的。若经济增长长期快于国民收入增长，会导致社会生产率与消费水平出现巨大反差，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认识，池田内阁主要实施了四项政策：

1. 涨工资：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和春斗制度，即每年春天让劳资双方谈判涨工资。

2.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1961年起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同时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3. 减税：自1961年开始，个人税和企业税每年减少1000亿日元。

4. 推动出台农业基本法：保障农民收入增长。

以上四点旨在推动国民收入增长。同时，池田内阁对国家经济增长也同等重视，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其经济增长政策主要有八项：

1. 产业升级：从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迈进。

2. 技术升级：大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

3. 基础设施升级：大力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

4. 消费升级：推广分期付款的消费信贷，推动彩电、空调、汽车这“三大神器”的普及。

5. 推动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6. 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推动工业分散化和区域均衡发展。

7. 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农村劳动人口，加速城市化。

8.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支撑产业升级。

池田内阁在增长方面的做法有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即每年扩大公共投资1000亿日元，同时减税1000亿日元，一手推动经济增长，一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通过收入与增长双管齐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年提前完成。1961 - 1967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GDP年均增长10.7%。

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日本人口超过1亿。1965 - 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1.8%，国民收入同步增长。日本政府自豪宣布，日本实现了“一亿总中流”，即全民中产阶级化。1956 - 1973年这18年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10.3%。

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395美元，到1973年增长超8倍，达到3264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是人均国民收入而非人均GDP。1974 - 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降至年均4.3%，国民收入增长也大致同步，日本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总中流”社会结构得到巩固。

日本国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系数只有0.30左右。1991年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30年”，但社会保持平稳，百姓安居乐业，这都得益于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的395美元约相当于2010年的2911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823美元，与1960年的日本大致相当。然而，此后中日发展走势却大不相同。2011 - 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但同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7。

“经济增长是手段，改善国民生活是目的。若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国民收入增长，会形成社会生产率与居民消费利益的巨大反差，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池田勇人1960年说的这番话，完全适用于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24年，中国GDP为135万亿元，若未来十年能保持5%的年均增长率，到2034年将达220万亿元。即便消费率达不到日本55%的水平，也会形成一个121万亿元的消费大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欧盟。

2024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4.13万元，若想在未来10年实现收入翻3倍，年均增速需达到7.2%，超过GDP增幅两个百分点，这是对过去欠账的弥补。我们应该且有能力进行弥补。长期以来，中国财富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偏低，政府和企业收入偏高，是时候着手调整了。日本当年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