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数再下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么？

来源 | 中访网

作者 | 一杭工作室

4月25日，民政部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15.9万对，相比10年前高峰时期少了近一半。

这延续了自2015年以来的长期趋势——除2023年短暂回升外，我国结婚登记数已连续十年走低，2024年更是以610.6万对刷新1980年以来最低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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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演“催婚” 大作战

面对结婚率持续走低的问题，从国家到地方，全部出手了。

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推出了“结婚全国通办+取消户口本”的重磅举措，这可是继2017年全面取消9元婚姻登记工本费之后，婚姻登记领域的又一重大变革。

这一系列举措大大降低了结婚的门槛，让结婚变得更为便捷。不过，在离婚方面，仍然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备受争议的离婚冷静期并未取消。由此可见，国家的政策导向十分清晰。

此外，尽管全国人民呼吁多年的“取消调休”“落实双休”尚未有实质性进展，但与结婚生娃相关的各种假期、补贴、优惠政策却接连落地。

据统计，截至今年1月，全国至少有25个省（区、市）明确延长婚假，山西、甘肃最长可达30天，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婚假延长天数分别为10至23天不等。

除了延长婚假，更多支持婚育的政策也在不断推出。

为了鼓励结婚，一些地方开始直接发钱。自2023年4月起，绍兴市上虞区向所有在上虞登记的初婚夫妇发放价值1000元的“新婚礼包”，涵盖消费券、体检套餐及文旅优惠。

同年8月，衢州市常山县推出“早婚激励”，对女方25周岁及以下、双方均为初婚且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夫妇，直接发放1000元现金奖励。

今年起，奖励金额更是升级，2025年1月，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正式施行《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试行）》。根据该方案，双方或一方为南岭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妇，婚姻关系至少保持1年，凭合法结婚证即可申领2万元一次性奖励；若新人双方均为南岭村户籍股东成员，则共计可申领4万元奖励。

4月23日，南岭村又推出“生育补助方案”，明确夫妻一方为南岭村户籍股东成员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可获得1万元、2万元、3万元的奖励。这意味着，符合相关条件的家庭，若一路升级完成“结婚+生育”，累计最高能领取10万元的丰厚奖励。

甚至，浙江的高校也加入了“催婚”。3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要优化完善高校在校学生婚育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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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

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鼓励结婚的政策举措纷纷出台，政府为何如此积极地“下场”催婚？

这背后，实则是人口问题这座“大山”带来的沉重压力。在我国，绝大部分生育行为依托于婚姻关系而发生，婚姻与生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从这个角度看，鼓励结婚，本质上就是在为生育“加油打气”。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4年末，全国人口为140828万人，相较于上一年减少了139万人。这已经是我国总人口连续第三年陷入负增长的困境，人口增长乏力的问题愈发凸显。

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202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攀升至15.6%，按照当前趋势，预计到2032年左右，我国将步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而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就像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收缩，还将给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等诸多领域带来沉重的压力。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医疗资源紧张、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等问题，都将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

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报告指出，倘若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趋势将难以扭转。到2050年，我国总人口或将下降至11.72亿；而到了2100年，人口规模将锐减至4.79亿，届时我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大幅降至4.8%。如此巨大的人口落差，无疑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引发连锁反应。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消费市场萎缩、文化传承面临挑战等问题，都可能接踵而至。

不过，近年来，也有了一些积极的政策调整，四川等地正尝试让生育登记与结婚“脱钩”，生育登记不再将婚姻作为前提条件，新生儿上户口也不再以结婚证为必要依据。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包容性，是鼓励生育的务实之举。这为那些有生育意愿但尚未步入婚姻殿堂的人群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保障，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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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人数再下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么？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刺激政策，可成效寥寥，是力度不够，还是没触及根本？

延长婚假、发放现金补贴等政策，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高房价、教育内卷、职场高压等问题，让组建家庭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在“996”工作制下，育儿成本远超收入增速，几万元的奖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弥补长期的生活成本。

此外，政策设计与个体需求之间可能存在错位。例如，离婚冷静期虽然旨在降低冲动离婚率，但也加剧了部分人对婚姻契约的谨慎甚至恐惧；生育登记与婚姻脱钩虽然包容了非婚生育群体，但配套的育儿支持体系仍显薄弱。这些矛盾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政策仅仅将婚育视为人口增长的工具，而忽视了对个体幸福感的真实关照，就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

归根结底，结婚人数的下降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权利觉醒、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滞后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若想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从“鼓励结婚”转向“支持多元选择”，从“经济补偿”升级为“系统性减负”，更需要在效率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毕竟，婚姻的本质不该只是人口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而是个体在自由选择中缔结的情感与责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