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虚假对立

Bailey, T. R., & Belfield, C. R. (2019). The False Dichotomy between Academic Learning & Occupational Skills. Daedalus, 148(4), 164–178.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开始质疑大学收益是否过于微薄。这种质疑逐渐具象化：许多学生放弃传统四年制大学，转而选择针对性更强的职业培训项目。其核心逻辑在于，大学生应更注重职业技能积累而非学术学习。本文反对这种将“学术教育”（无论是两年制还是四年制大学）与职业教育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提出一个创新的“通识-技术”（Gen-Tech）框架来思考大学阶段技能的最优积累路径：教育轨迹应被理解为通识性的教育积累与最终的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路径最好是先接受通识教育，再进行最终的职业教育，本文认为“通识-技术”（Gen-Tech）框架不仅具有理论解释力，更对院校、学生及未来教育设计具有重要启示。

1引言

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有何区别？本文通过比较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技能要求、任务类型及工作收益上的异同，重点关注社区学院学生群体。研究发现，两类教育存在显著交叉重叠，强行划分轨道实则是一种谬论。尽管缺乏学术内容的职业证书近年作为优质就业途径备受关注，但最新证据表明，学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远胜证书。本文提出创新性框架来思考大学阶段技能优化积累路径：摒弃传统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应当分开的偏见，主张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识-技术”（Gen-Tech）框架不仅具有显著解释力，更为院校和学生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2研究内容

我们重点关注社区学院——在这里，短期证书与学位、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矛盾最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年制大学同样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但其课程通常不被归类为CTE（职业与技术教育）。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青年学生的成长路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分野——以及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的观点——实则是一种错误的对立。我们通过对比两者的培养目标、技能构成以及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揭示了这种二分法的谬误。

2.1培养目标

要理解职业教育项目（CTE）的独特之处，一个有效方法是考察其旨在培养的技能类型。“推进职业教育”委员会——这个由全美50个州及海外领地负责中等、高等及成人职业与技术教育的州立主管和领导人组成的机构——列出了以下12项“职业准备实践标准”，这些标准确立了职业技术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这12项职业准备实践标准包括：
• 履行公民与雇员责任，积极贡献社会
• 运用专业学术技能与职业技术能力
• 注重个人健康管理与财务规划
• 进行清晰、有效且合乎逻辑的沟通
• 决策时综合考量环境、社会与经济影响
• 展现创造力与创新精神
• 采用科学可靠的研究方法
• 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并坚持解决方案
• 践行诚信原则，具有领导力与高效管理
• 规划符合个人发展目标的教育与职业路径
• 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 在跨文化团队中高效协作，展现全球胜任力

然而这套培养目标实则适用于几乎所有教育项目，以及除最基础工种外的全部职业领域。显然，这些标准同样契合学术型学生的职业追求，甚至完全可以作为文理教育的培养纲领。

2.2技能要求

要理解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不同需求，另一个角度是考察雇主所需的技能类型。员工的技能可分为专业硬技能（如工程师需掌握的微积分知识）和通用软技能（如勤奋品质）。表面上看，雇主似乎更关注满足特定岗位需求的职业技能。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雇主往往更看重通识学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岗位实际同时要求认知与社交能力，因此兼顾两者的高等教育模式才是最优选择。

数据显示，薪酬不平等现象更多存在于职业内部，而非不同职业之间。具体职业类型固然重要，但从业者在该职业中所处的技能层级同样关键。或许，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区别仅在于相关岗位对学历要求的不同——“职业技术教育岗位”通常要求低于学士学位，而需要至少四年制大学学历的则被视为“学术岗位”。但矛盾的是，诸如师范类等明确以就业为导向的四年制大学教育，却不被纳入“职业技术教育岗位”范畴。

事实上，“需要学士学位的岗位”这一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数据显示，在高技能职业中，高达50%的从业者可能并未取得学士学位。社区学院确实为几乎所有行业和职业输送了合格人才——在多数行业中，具有“部分大学教育”背景者（包括大量副学士学位持有者）占比达30%-40%（未按就业规模加权）。虽然存在两极分化的行业：餐饮服务等行业多数员工未受高等教育，而司法系统等行业则普遍要求四年制本科以上学历。但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是以“部分大学教育”为主体，这类劳动者实际上均匀分布在各经济领域。职业分布同样呈现此特征：律师/法官、医师/外科医生、教师等职业对副学士学位持有者基本关闭（这些职业中仅10%从业者未完成本科教育）；而护理与医疗保健领域则主要由副学士学历者构成。这意味着，副学士学位持有者虽不能成为外科医生，却可从事与之配套的辅助工作——这种互补性就业模式普遍存在于各经济部门的职业结构中。

2.3任务类型

归根结底，工作任务与技能需求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劳动者掌握着可随任务回报率变化而灵活调配的多元技能组合，企业也能根据员工技能结构调整任务分配与岗位构成。无论招聘时设定的岗位技能标准如何，雇主在用人过程中往往会发掘更高阶的技能——特别是通识学术能力的潜在价值。更具深意的是，拥有社交/通用技能的员工通常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当工作团队需要协同完成多项任务时，这种优势尤为显著。

事实上，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界限还可以被进一步解构。那种认为文理学科所传授的学术能力与职业需求无关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职业教育支持者常指责通识教育未能直接培养市场所需的就业技能，但这种论断既缺乏实证依据，也无法涵盖所有专业领域。以教师职业为例——教育工作者在本科阶段所修读的学术专业，恰恰与其职业要求高度契合。这些看似属于“博雅教育”的学科，本质上正是职业训练的早期形态。学术教育本身就是他们的职业教育。

2.4工作收益

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之争，最终或许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定夺。倘若职业类项目的经济回报能够持续且显著地超越学术类项目，那么二者之间的分野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在此，我们简要梳理副学士学位层级的经济效益实证研究。

现有数据表明，社区学院职业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整体优于通识教育学位。多项基于全美多州学生追踪档案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表明，职业导向的副学士学位持有者在就业初期薪资优势显著，平均比通识教育毕业生高出11%-15%。这种“职业溢价”在医疗技术、精密制造等技能密集型领域尤为突出，可维持5-8年的职业成长期。

多项研究一致证实，副学士学位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相较于未完成社区学院教育，副学士学位带来的收入优势具有四大特征：收益高、持续久、稳定性强、抗干扰性突出。最新研究开始聚焦不同专业学位的收入差异。在社区学院层面，健康科学类（通常被归类为职业项目）的回报率最高。

总体而言，职业类副学士学位的经济回报高于学术类副学士学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类型的职业证书经济回报差异显著——总体规律是：学分要求越高的证书，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收益越大。但综合来看，职业证书的收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效性（仅短期有效），二是脆弱性（易受经济环境、高等教育背景及计量模型设定等因素影响）。虽然证书项目具有学制短、毕业率高于副学士学位项目的优势，但鉴于其仅能带来暂时性的收入提升，社区学院学生是否应该选择以CTE（生涯与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证书，而非学术含量更高的副学士学位，仍需审慎考量。

当然，学术教育在过去半个世纪的高回报表现，并不能确保其在未来五十年仍能维持同等收益水平。当学界与政策制定者持续争论CTE（职业技术教育）与学术技能孰优孰劣之际，劳动力市场分析师们同样担忧技术变革对就业结构的颠覆性影响。但是这种担忧实属过虑。回溯历史，早期资本多以实体形态存在（如机械设备、汽车制造），而自1980年代以来，数字化与机器人技术逐渐成为资本新形态。虽然更复杂的资本形态可能替代部分高校毕业生岗位，但这种替代效应不会席卷整个经济体系，而仅局限于机器人可直接替代人力的特定领域。相反，在机器人研发（如硅谷）及将机器人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领域（如ATM机或3D打印），经济增长反而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3结论

从根本上说，将CTE（生涯与技术教育）与学术教育对立割裂，实则是对学生需求的误读。CTE项目常被冠以“workforce development”（劳动力培养）之名——这种“职业型”与“学术型”的标签化区分，暗含着“前者为就业准备，后者为求知而学”的预设。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界限：难道真有学术型学生完全不关心就业？必须承认，教育确实具有超越劳动力市场回报的价值，但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期待通过教育获得更高薪酬、或至少更具成就感的职业发展。

事实上，多数四年制学位本身就属于职业导向领域（如商科、医疗健康等），而研究生教育更是彻头彻尾的“职业化”——其培养方案明确以就业准备为核心目标。更何况，诸如公民素养与文化认知等通识教育目标，同样适用于CTE（生涯与技术教育）学生，这点从“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列出的技能标准中可见一斑。

那么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学术教育还是CTE（生涯与技术教育）的学生，都需要掌握超越具体职业的通用技能；同时，几乎所有学生都在通过以下途径接受特定职业训练。理想的教育路径应当先通识而后专精——无论是攻读副学士学位、其他副学士层级资质、学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这一规律普遍适用。

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割裂对立的思维，实则误解了大学阶段技能积累的应有之道。我们主张采用“通专融合”(Gen-Tech)框架：高等教育应被视作从通识到专业的渐进过程。学生应先夯实通识基础，而后在临近就业时，再聚焦与目标岗位需求紧密对接的专业技能培养。事实上，在兼顾未来就业需求的前提下，学生应当尽可能充分地接受通识教育。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方案应明确定位为通往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通道——其具体设计要考量以下因素：学生已获得的通识教育基础、以及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紧迫程度。这种“先通识后专业”的渐进模式具有双重优势：其一，当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时，能确保学生及时掌握行业特定技能；其二，通识教育所培养的核心素养往往需要长期积淀。由此引申的重要启示是：许多从未接受过正式职业教育的学生，应当将学术教育最后阶段视为其个性化的职业准备期。

哈佛大学校长在2018年9月的就职演讲中特别强调，希望所有哈佛学生都能获得实习经历。虽然多数社区学院学生已在兼职工作，但其工作内容往往与所学专业脱节。若能将这些学生与其专业领域内的实习或兼职岗位对接，将产生显著的教育增值效应。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职业教育（CTE）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所谓本质区别，实则经不起推敲。所有学生既需要扎实的通用技能基础，也都应当获得与其职业抱负相关的专业指导。虽然学界常以“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作为区分标准，但这种界限既模糊又流变。尽管没人会公开宣称“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二分法，但这种偏见却始终存在。更值得警惕的是，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学生被不成比例地导向CTE项目——教育工作者多年来竭力向这些学生证明“职业路径也能获得好工作”，恰恰反证了将学生限定在CTE轨道可能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学生若能在扎实的学术教育基础上，再完成与其职业目标直接相关的专业培养，将获得最优发展成效。而那些短期的职业培训项目或结构松散的学术课程，则远非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