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潜入军统最高层，戴笠至死不知道自己力保之人的真实身份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只身潜伏在敌人身边，敌人至死都没有发现危险就在自己的最高层。

李时雨，一个渐渐被淡忘的名字，在战乱的年代他经历了什么？拥有高智商、高学历，在敌人和友军之间斡旋的他做了哪些令人惊叹的事迹？

李时雨

一、三次运出电台

李时雨，1908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黑龙江小伙。但是他的原名叫李亭芳，实在不符合东北小伙的气质。他喜爱读英雄故事，“李时雨”这个名字便是出自《水浒传》。

“及时雨宋江”，李时雨十分崇拜宋江，于是他主动改名“李时雨”。

192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在第二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好的学历是入社会的敲门砖，在那个年代高素质人才也是政府所需要的）。北京法政大学放在今天也是一等一的名流高校。

在李时雨后期平步青云地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他法学院学生的身份。

1939年，李时雨的“顶头上司”给 他布置了一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在租界地向外面运送电台。此时的李时雨还是个地位普普通通的官员。李时雨想这个电台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如果被查出来必然是入牢狱的结果。

此时，李时雨想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灵光一闪。

“长官，我这出来也有小几年了，家里人都盼着我光宗耀祖回去，我怎么得也得有个气派的车子，”李时雨一边递烟，一边笑着和自己长官说。

年轻人都有那点虚荣心，谁还没有年轻过呢？这样一个以年轻人长面子的想法和法院长官要租车，看起来非常合理。

李时雨乘坐着高级官员的专属车，自然避开了日军检查站军警的检查。李时雨长舒一口气，因为那时私带电台甚至比现在私带毒品还要严重。

第三个箱子的运出充分看出李时雨的冷静和机智，因为前几次租用长官的汽车，第三次时已经没有合适的理由调出小汽车了。李时雨决定冒险一试，他花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就去运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他走过检查点的时候，李时雨一手举着自己的“派司”（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是一种象征身份的东西），另一只手提着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他面部放松，表情淡定，腰板挺直，步伐轻盈，看起来自己的手提箱就是几件书本，非常轻松。

在李时雨的“虚荣心”租车直达和坐人力车淡定路过检查下，他成功把电台交付给共产党在河北的转运站。

在危机下临危不惧，在检查中淡定自然，这样冷静超脱的心理素质是常人很难具备的，却是一个优秀特工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营救在监狱的共产党人冯骥。

二 、二度狱中救人

冯骥，天津沦陷被捕的共产党人员。那时只要沾上共产党三个字，基本上是死刑了,即便不是死刑也是重型无疑。成功营救的难度极大。

李时雨面对这个任务，他明白这只能险中求稳，只身涉险。他凭借着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的身份，潜入其中，找到冯骥的档案卷宗，他偷偷把全部资料带回家，一把火全部烧毁了。

没有了卷宗，冯骥就难以被定罪。管理此事的康书记官发现卷宗没有了，着急忙慌地找到李时雨。“冯骥的卷宗都丢失了，这个怎么办啊”，康书记官一脸为难地说道。

李时雨先是假意责备了康书记官一番，把责任推到了康书记官身上。随后李时雨表示，卷宗已经没有了，有很大可能是在日军轰炸天津的时候被炸毁了。康书记官害怕受到上级责备，又确实找不出，就连忙称赞这个方法。

最终冯骥无罪释放。生死攸关之息，是李时雨给了冯骥二次生命。

李时雨救出冯骥是为一次，另一次便是救出了李一鸣和杨树田。

一天，同是底下共产党的范纪曼来找李时雨。此时此刻李时雨在汪精卫伪政府已经位居高管，只有他可以做到在敌人的监狱里提人，并且不伤一兵一卒，这是来请求李时雨营救杨树田和李一鸣。

李时雨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准备直接“正大光明”地去监狱要人。

李时雨协同“重庆国民党少将军官”来上监狱要人。“这是天上飞下来的少将军官直接下来调查，需要立即带走李一鸣和杨树田”。监狱长沈冠三是与李时雨是好友，只是表示要有个凭据，不然实在不好交代。

“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们的人，你还要什么收条！你们这些汉奸，还想帮日本人吗？””范纪曼面露愠色，佯装生气。监狱长沈冠三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地说：“是、是、是，长官说得是，可是，要是没有手续，上面人来问我，我实在不好交代啊”最后李时雨不得不表示自己出具一份个人提人的收条，表示不会给监狱长带来麻烦的。

李时雨打圆场对沈冠三说：“我个人打一个提人的收条吧，将来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交代。”沈冠三是个胆小怕事的宵小之辈，看到李时雨出具收条便放心地放人了。

偌大的监狱就两个人几句话就带走了监狱里的人，事后李时雨也曾担心这样是不是太过不谨慎，日后牵连出来难以辩驳。李时雨暗中自行准备了一套说辞，好在之后无人追究此事，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电影桥段出现在现实，李时雨和沈冠三唱的双簧戏，成功救出监狱中的两人，并且不伤一分一毫。

多年以后，李时雨才知道杨树田是我党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游击队政委，化名为杨君武，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情报系统里工作，是个响当当的英雄人物。李时雨听到这些，为自己救了这样的同志感到高兴。

三、智取情报

1939年，汪精卫投敌叛国，开始谋划建立自己的新政府(就是后面人所称的汪伪政府)。为了顺利召开国民党“六大”，汪伪政府在地方四处拉拽“会议代表”，朱晶华先生便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

朱晶华见李时雨学识渊博、谈吐文雅，言语间透露着隐忍和不屈。他主动邀请李时雨参加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这是一种形式的象征有效利用可以立即加入到汪伪政府核心。朱晶华甚至交代自己的底细，坦言自己是国民党国际研究所特约派遣，打入到汪精卫政府内部进行暗地情报工作。从内心并不认同汪伪政府的做法。

李时雨表示对朱晶华的邀请会好好考虑，他们两人高谈阔论，共同畅言对未来的畅想，而实际上李时雨内心若有所思。

党组织对李时雨参加国民党“六大”，做国民党参会人大代表表示支持，处在敌人内部才可以更容易获取高级机密。李时雨参加会议时便认真记录，到天津后第一时间整理出一份详细资料，这份资料是汪伪政府投敌卖国的第一手资料。

李时雨，在国民党里又多了一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外衣，加上李时雨自身是法律专业毕业又在法院工作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李时雨很快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并得到了陈公博的赏识和器重。

陈公博，男，早期是共产党员，后意见不统一，思想决裂，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加入国民党。

陈公博多次对李时雨进行考察，他多次邀请李时雨去自己的办公室讨论问题，但只发现李时雨是个成熟稳重，谦卑有礼并且文化功底非常深厚，于是决定将李时雨作为自己的亲信进行培养。

陈公博

李时雨，出了陈公博的办公室也没有闲着，他一眼就注意到陈公博的私人秘书莫国康。莫国康，长相出众、为人聪慧，是陈公博的亲信。李时雨早在之前就调查知道莫国康之前在北京上学，初次见面便称之为“学姐”。莫国康也对李时雨比较欣赏。

有了莫国康在陈公博的耳根子里吹嘘，陈公博甚至要求在处理文件都与李时雨先生先过目，征求李先生的意见。这样，李时雨在此时对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信息都了如指掌。

陈公博是个文化人，他深知知识分子是聚集人心的关键。他非常想拉拢社会上的中立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可以加入自己的阵营。

李时雨，自然读懂了陈公博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报刊，拉拢这些文人墨客写文章，”陈公博对这个建议非常满意，两人一拍即合。陈公博表示，经费一切不用担心。陈公博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出钱筹资建立的刊物竟然成了别人收集处理情报的根据地。

李时雨担任社长，办公场所就设立在上海大西路153号李时雨家的二楼。

四、潜伏

1949年，日军彻底投降。中国进入暂时的和平状态，但是国内的局势尚不稳定。李时雨在暗暗等待上级的指示，直到有一天一个叫余祥琴的人找到了他。

余祥琴是汪精卫伪政府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为人圆滑，擅长拉拢人才。余祥琴说：“时雨兄，以后你就跟着我干吧，我保你大有作为”余祥琴向李时雨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时雨故作宠辱不惊。

“祥琴兄，我愿意跟着你干，但是最近听说军统要严肃军纪，而我是陈公博的人，军统容得下我吗”李时雨表面表示出畏难之色，实际上为自己即将进入军统感到将大有作为而暗中自喜。

这时余庆祥表示，我当以为是什么大事，我既然愿意推荐你，自然有办法保全你，这个你可以放心。李时雨当天晚上就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询问是否可行。党组织表示，打入军统就相当于进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位置，处处小心，伺机行动。李时雨在余祥琴的帮助下，凭借着党国特遣情报员的身份，成功进入军统，成为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刃，不断为党组织提供情报。

“哪一个是李时雨先生”，在“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询问，全场参会人员都保持安静。李时雨心头一惊，非常淡定地说“我是”，大家寻声望去，等待着发生什么。

戴笠，寻声望去说到：“我知道你，余祥琴说过，这些年你在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很多事情。”李时雨笑着说道：“这都是戴先生领导地好”。

戴笠对李时雨表示很赞赏，他是非常信任李时雨，觉得这是一个有魄力、有眼界、有胆识的可塑之才。

戴笠的赏识对李时雨来说非常关键，很多人认为他是戴笠的亲信，这大大方便了李时雨的行动，也直接救了李时雨一次。

一切都顺风顺水，危急时刻也在此时来临。军统特务对军内人员进行资料肃清，当查到李时雨资料时发现没有李时雨进入汪伪政府的记录产生了怀疑。

于是，军统上海去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写了一封信致电戴笠，戴笠看到哈哈大笑摇头表示不可能。原来沈维汉要举报逮捕的这个人便是李时雨。戴笠表示“李时雨我很了解，工作相当出色，不能逮捕”。

有了戴笠充当李时雨的保护伞，李时雨在军统内的活动更加随意自如，传递的情报也越来越多。

戴笠

后来，戴笠因飞机失事坠落身亡，戴笠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力保的人是共产党人员。

有了戴笠在会上的喊话，李时雨在很长时间被别人认为他是戴笠的亲信，这让李时雨在行事方面很方便，不断为我党提供军统的机密情报。

直到有一天，李时雨收到上海市副市长刘方雄的邀请。李时雨感感到情况不妙，这一次去怕是凶多吉少。

他对跟随自己很长时间的司机阿根说:“一个小时后，如果我不出来，你就回家。在家门口等上两三天，但凡有人来找我的，就说我被捕了！”

李时雨，被逮捕了。

在狱中，军统用一些特殊手段，逼迫李时雨说出共产党的情况。李时雨心中明白，只有咬紧牙关，一口否认，才有生还的机会。如是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剩下来就是死刑了。

李时雨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更没有暴露我党任何名单。

尾声：

李时雨被捕后的3个月，被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直接的内战越来越激烈，军统也就顾不上他了。

1949年2月，国军迫于财正窘困，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被军统淡忘的李时雨，也在其中。

李时雨常年在国民党潜伏，导致很多党内人并不知道李时雨，李时雨一度处于失联状态，曾经的潜伏英雄被埋没，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直到有一天，刘少奇见到李时雨，刘少奇紧握着李时雨的手，一边说到:“你是一个人顶三个师啊！”

15年的卧底生涯，面对数不清次数的铤而走险，数不清的死里逃生，李时雨坚持下去的勇气和魄力是什么？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在战乱的时代总有一些人高举理想的旗帜，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奋斗。我想我们的盛世繁华，离不开李时雨这样的革命先烈。